最近，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幕引发关注：一住户在家门口安装了监控，遭到邻居强烈反对，并用拖把戳打监控探头，双方因此发生激烈言语冲突。对此，有人认为在公共区域装监控并无不妥，是邻居“找茬”；有人认为监控不仅可以拍到邻居家门，邻居开门后还可以拍到室内部分场景，确实不妥。（《成都商报》11月2日）

　　其实，此类邻里冲突，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前几年，在知名电视剧《欢乐颂》中，就有这样的一幕：安迪在门前安装摄像头，还未相识的关雎尔和邱莹莹吐槽不断，却也促成五人不打不相识的奇遇。当然，生活不是电视剧，安装摄像头，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交行为。在大众越来越注重个人隐私保护的今天，就不能忽视其中的社交属性。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曾将人际交往距离区分为四块区域，他认为其中“公众距离”区域当保持约3.7至7.6米，而“社交距离”区域则需保持1.2米至3.7米。自家门前安装摄像头，且不说邻居开门是否会看到屋内情况，即便仅仅拍摄到邻居门前的一小块区域，也易跨越人际交往的社交距离，交往冲突由此而来。

　　不可否认，邻里生活中，无意间的窥探必不可免。然则，目窥可以眨眼，视线可以偏移，记忆可以淡化，可摄像头却是全天候、不低头、不眨眼、不遗忘的拍摄工具，其产生的社交侵犯感比手机镜头要大得多。纵然当事人声称无意窥探他人隐私，可摄像头产生的不适感却不会因一两句承诺而有所淡化。

　　不妨转换一个场景思考，倘若对门邻居相互间经常来往，亲密无间，邻居间的社交容忍距离能达到爱德华·霍尔所认可的个人距离，即46～76厘米，安装摄像头的侵犯感恐怕也不会太强，甚至邻里间可以共享摄像头的安全保护效能。可惜，在高楼林立的现代社会，被一间间产权房分割的邻里关系，并不如《欢乐颂》中的那样随意。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泛滥的今天，千万不能忽视由摄像头引发的安全问题。仅仅是家门外的拍摄，也可能累积邻居出入情况、亲朋来往、快递收寄等碎片化的个人信息。摄像头使用不当，易被黑客经由无线网络盗取，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破口。抗议邻居安装摄像头，并非没事找事，需慎重对待。

　　说到底，安装摄像头还是得建立在社会道德公约之上。依托社区组织或业主自治组织，约定邻里社交活动的公共规范，明确安装摄像头的拍摄区域以及拍摄内容，将争议化消在事发之前。摄像头的使用和管理需接受邻里监督，以良俗公约，建立互信关系，避免随意操控摄像头的视角。

　　还是一个老观点，保护自己的前提是避免侵犯他人。门前安装摄像头是个人自由，也得服从社交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