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不仅在隋唐以降重新整合了政治权力结构，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体现在基层社会运转上。

　　在基层治理方面，科举制推动形成官不下县、官绅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统治阶级通过郡县制和编户齐民，把全社会的官和民都统管起来。在编户齐民下，以男耕女织得以维系的一家一户成为社会细胞，是传统社会及其经济组织的最基本单位。一家一户在组织形式上十分松散，在经济方式上十分简单，这种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制度所要求的政令畅通、上下一致的政治特性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传统社会。后来，统治阶级逐渐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利用长期存续的宗族组织和人所共知的祖先崇拜观念，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就好像用一条线把众多的铜钱串起来一样。在这其中，科举制度发挥了作用。

　　科举制度鼓励百姓读书做官，使天下人通过读书习君臣之理，学治国之道，行忠孝之德。统治阶级给做官者以种种特权，这既符合等级社会的观念，也提高了官员的权威和做官的吸引力。个人做官，宗族荣光且受益，于是各宗族为了光大门庭，就大力提倡子弟读书。这些读书人出仕之前，可以影响族人和乡里，科甲及第后，则受事管理百姓。而久考不中的秀才，则因享有平民所没有的见县官不跪、免除差徭、因公事可禀见县官等特权，往往成为宗族的族长。未考中的读书人和返乡的退休官员逐渐形成了士绅阶层，并在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士绅阶层不仅大多掌握着宗族的人权和财权，在本宗族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地方拥有很大的号召力，成为影响乡村百姓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力量。

　　日益发达的士绅阶层的长期存续，为县以下的官绅共治提供了可能。从利害上讲，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官不下县，县以下没有朝廷命官，所以县官就必须要借助士绅并通过宗族组织把百姓管理起来。而士绅及其所代表的宗族更是需要依靠县官来提高本人和本宗族的政治地位，获取旌表、奖励等政治荣誉和其他利益，因而必然要服从并维护县官的管理和执政。从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讲，因为官绅同源，都是读书人，读的又都是同样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都认同一样的价值观，具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有了以上两条，就自然形成官绅共治的基层管理格局。官绅共治是一种有温度的管理办法。它的基本精神有：主张以德治家、以德润身、以和为贵、人和人有了矛盾要首先商量着办；处理问题和矛盾按照“天理、国法、人情”三条而折中以断。

　　在科举的激励和刺激下，社会上的读书人大量增加。大量增加的读书人，既可应举，也可为师，因而既是文化普及的表现，又会促进文化的进一步普及，从宋朝开始的蒙学和书院的大兴就是明证。在蒙学方面，一直到明清还在使用的蒙学教材“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中，有两种就是由宋人编纂的，并在宋朝广为流行。最早的书院始于唐代，本是私人读书讲学的地方，到宋代，发展为聚徒讲学和学术研究的所在，最为著名的有所谓六大书院，其中，闻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一直弦歌至今。到清朝，全国的书院达到两千多所，几乎每个县都建有书院。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科举不仅促进了文化普及，还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诗宋词取得的巨大成就，与科举是有关系的。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科举考试科目中，以进士科最难考取，也最为贵重，非在诗赋方面有很深造诣者难以考取。直到明朝，人们还一直认为“唐以诗取士，故诗盛”。科举还推动了儒家思想的飞跃，促进了道学的诞生和成熟。我们可以看到，道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中过进士，如张载、程颢、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而心学的集大成者、明代的王守仁也是进士。

　　文化普及和繁荣的过程，同时也是弘扬主流道德的过程。其中，尊师重教和重视读书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耕读传家的思想久传不衰、深入人心，至今我们还能从不少古宅中看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的楹联。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孝顺父母、敬爱老人、以和为贵、勤俭持家、读书明理等内容被宗族组织自觉纳入族约、族规、族训之中，成为人人应该遵守的人间正道。以上所举，都逐渐被百姓所接受和认同，并成为中华民族家风家教和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组成。

　　原载10月25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