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气候问题从一个自然的问题演变成全球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毋庸置疑，但不同国家在气候行动中的动机和步伐各不相同。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认为自己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主持公道，那是无稽之谈。

　　当前，某些国家的少数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私利企图利用气候政治这个武器谋求政治利益，给推迟一年即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蒙上阴影，不利于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化解分歧求共识。这个时候，出现“气候陷阱”的辩论也属意料之中。

　　地球气候的变化，从一个较长时期看，主要是受地球所处的大生态期决定的，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构不成主要因素；从短期看，太阳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太阳辐射与积融雪速率的关系影响着气候的变化，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严重影响冰盖消融和冰雪融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全球变暖在近千年里不可逆转。2011年以来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持续增加，其中二氧化碳年平均含量高达410ppm，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处于至少200万年来的最高点，目前升温的速度是至少过去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平均温度与1850—1900年平均值相比，2001—2020年要高出0.99℃，2011—2020年要高出1.09℃。

　　毫无疑问，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显著低于2℃的水平、并向升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1.5℃努力的《巴黎协定》的目标，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重要的气候政治工具和手段。全球气候行动对《巴黎协定》不同缔约方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一方面，在保护地球环境的同时，顺带也给发展中经济体设置了一个“气候陷阱”，以使自身能保持发展的优势。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维持其生态环境系统稳定的同时，发展仍是第一要务，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行动是自身“持续生存”的需要，但也要为“持续发展”据理力争，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帮助。

　　为了谋求各自的利益，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前和会议期间，各方明争暗斗的招数会层出不穷，任何一个方面的妥协都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进而对各缔约方产生深刻影响。从生态环境角度看，低碳/脱碳行动一定能对已经破坏的“绿水青山”起到恢复作用，这恐怕是给全球人民带来的最大福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气候行动势必增大发展成本，影响增长速度，尤其全球新冠疫情未能有效控制、经济周期处于低迷阶段，处置不当会造成经济严重衰退，进而影响其他领域。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不少国家把气候行动作为国策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效会导致政治格局的变化，并对政权产生影响。从区域文化角度看，气候行动会冲击现存的文化观念，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向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共生和谐的“生态主义”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从科技创新角度看，气候行动会产生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这就要求加大全球科技合作的力度，这又与利益集团的科技封锁发生巨大矛盾。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建立绿色生活方式在大幅降低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消费引导产业转型，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等生活方式不易改变，倡导真正的绿色生活难度不小。

　　《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必须严格遵守各自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的承诺，发展中经济体面对“碳税”这一巨大杠杆的压力，除了依靠科技创新不断开发出足够的替代资源外别无他路。气候问题就是一个铺满鲜花的陷阱，如何应对，各方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作者是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