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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2021年08月23日 07:47   来源:北京日报   丁元竹

  对社会治理,应该说,我们在“术”的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有各地的经验、模式,有我们国家在抗击疫情斗争中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大量的经验实践以及使用互联网技术建设的智慧社区和各种各样满足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等等,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努力,使基层的社会建设确实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已经走出了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进行的城市复兴、社区建设完全不一样的路子。

  立足国情探索本土化基层治理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区志愿者动员、社会工作者参与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和经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它们在基层建设、社区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确实做出了有成效的实践贡献和理论贡献,为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基层和社区建设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借鉴。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2010年之后,随着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政策的实施,各地在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符合本地实际的建设和治理方式:针对自己具体情况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服务模式,以及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它们与市场经济建设、政府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基层和社区建设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丰富了基层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基层社会体制理论。

  基层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基层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它以上述谈到的公共利益和参与方式为条件,通过社会机制来配置公共资源和激励人们的活动方式。这是新发展阶段探讨基层社会体制必须解决好、研究透的问题,特别是要认清它在互联网环境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国移动网民数量占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为社区治理、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各级政府把基层体制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和互联网应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模式,中国有条件在这个领域创新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讲出讲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故事。

  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中探索基层治理的逻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平台把用户、社交媒体和有创意的生产者在多个领域的日常生活工作中链接起来,产生互动,形成新的利益格局,满足人类天然的社交需求本能。平台越大,参与的人越多,社会交往的程度就会越高。在这种日益庞大的群体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在平台基础上的扁平化社会结构是一种新型社会体制,包括若干亚文化、亚群体,产生了包括用户、设计者、开发商、运营商、硬件布局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

  基础环境和社会结构变了,社会治理方式自然会发生深刻变化,这是社会治理的重大飞跃,是中国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探索中,把智慧社区建设、网络社区建设与人民群众使用互联网,建设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社会服务平台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度挖掘,能够从深层次看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借助于互联网等媒介的快速成长和普及,社区共同体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居委会”“村委会”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扁平化社会”转型。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空间向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更大限度地吸纳了各类社会成员参与。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传播跨越时空,使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家庭、地位、性别、收入、学历等因素带来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把推进基层社会建设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与基层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扁平化社会结构。人民的生活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在基层,只有把基层人民生活改善好了,才能把基层社会建设好,才能形成基层人民生活共同体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些都需要突破传统的网络社会理论框架并给予新的解释。

  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体制理论

  在当代,应从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来理解人们的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以及个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角色。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通常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结构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万事万物在某一个时点上是坐落在一定空间中的,或者是现实空间或是网络空间。引入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基层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智慧治理、数字治理的深层含义,才能形成对当代中国社会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和对新时代互联网智慧社区的新认识,方能发展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理论。

  新发展阶段上的社区应该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熟人”与“陌生人”共享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共担公共责任、社会责任的混合型社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服务配套、相互信任、安全放心将会是其基本特征;公共服务,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康健、商铺、文化、残疾人服务、休闲及就业等设施会更加齐全;把各类服务与人际关系协调一体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提上日程。各地正在建设“5-10分钟生活圈”“15分钟生活圈”“30分钟生活圈”“1小时生活圈”意味着社区将更加便利化、扁平化,突破原有的居民区界限,形成新型城市公共空间。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将与行政体制、社会组织创新有机结合,形成新型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社区的空间品质建设必须在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谐魅力社区。要坚决杜绝社区建设中的展示场景,真正体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使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根植人民、造福人民。

  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中创新社会治理理论

  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发挥基层各类组织的作用,推动基层网络化、数据化、智慧化、法治化建设,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这是因为:一是中国在2020年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的作用,有效实行了社会疏离,阻断了疫情传播,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安全,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二是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及其各级组织在推动互联网基层治理、智慧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建立了基层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居民服务平台,把APP用于基层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是基层各类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设施和体系普遍建立起来,服务基层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建设质量。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支配20世纪的社会结构已不再适用于21世纪的社会发展,那些过去的社会理论、治理理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换句话说,基层社会、互联网社会、平台社会,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现象。中国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互联网时代。正因为如此,诠释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是不可缺少的。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完全跟上去,这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加以推进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版供图:古然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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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2021-08-23 07:47 来源:北京日报 丁元竹

  对社会治理,应该说,我们在“术”的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有各地的经验、模式,有我们国家在抗击疫情斗争中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大量的经验实践以及使用互联网技术建设的智慧社区和各种各样满足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等等,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努力,使基层的社会建设确实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已经走出了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进行的城市复兴、社区建设完全不一样的路子。

  立足国情探索本土化基层治理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区志愿者动员、社会工作者参与等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和经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它们在基层建设、社区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确实做出了有成效的实践贡献和理论贡献,为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基层和社区建设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借鉴。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2010年之后,随着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政策的实施,各地在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符合本地实际的建设和治理方式:针对自己具体情况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服务模式,以及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它们与市场经济建设、政府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基层和社区建设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丰富了基层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基层社会体制理论。

  基层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基层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它以上述谈到的公共利益和参与方式为条件,通过社会机制来配置公共资源和激励人们的活动方式。这是新发展阶段探讨基层社会体制必须解决好、研究透的问题,特别是要认清它在互联网环境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国移动网民数量占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为社区治理、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各级政府把基层体制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和互联网应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模式,中国有条件在这个领域创新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讲出讲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故事。

  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中探索基层治理的逻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平台把用户、社交媒体和有创意的生产者在多个领域的日常生活工作中链接起来,产生互动,形成新的利益格局,满足人类天然的社交需求本能。平台越大,参与的人越多,社会交往的程度就会越高。在这种日益庞大的群体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在平台基础上的扁平化社会结构是一种新型社会体制,包括若干亚文化、亚群体,产生了包括用户、设计者、开发商、运营商、硬件布局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

  基础环境和社会结构变了,社会治理方式自然会发生深刻变化,这是社会治理的重大飞跃,是中国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探索中,把智慧社区建设、网络社区建设与人民群众使用互联网,建设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社会服务平台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度挖掘,能够从深层次看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借助于互联网等媒介的快速成长和普及,社区共同体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居委会”“村委会”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扁平化社会”转型。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空间向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更大限度地吸纳了各类社会成员参与。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传播跨越时空,使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家庭、地位、性别、收入、学历等因素带来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把推进基层社会建设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与基层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扁平化社会结构。人民的生活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在基层,只有把基层人民生活改善好了,才能把基层社会建设好,才能形成基层人民生活共同体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些都需要突破传统的网络社会理论框架并给予新的解释。

  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体制理论

  在当代,应从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来理解人们的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以及个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角色。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通常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结构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万事万物在某一个时点上是坐落在一定空间中的,或者是现实空间或是网络空间。引入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基层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智慧治理、数字治理的深层含义,才能形成对当代中国社会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和对新时代互联网智慧社区的新认识,方能发展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理论。

  新发展阶段上的社区应该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熟人”与“陌生人”共享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共担公共责任、社会责任的混合型社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服务配套、相互信任、安全放心将会是其基本特征;公共服务,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康健、商铺、文化、残疾人服务、休闲及就业等设施会更加齐全;把各类服务与人际关系协调一体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提上日程。各地正在建设“5-10分钟生活圈”“15分钟生活圈”“30分钟生活圈”“1小时生活圈”意味着社区将更加便利化、扁平化,突破原有的居民区界限,形成新型城市公共空间。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将与行政体制、社会组织创新有机结合,形成新型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社区的空间品质建设必须在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谐魅力社区。要坚决杜绝社区建设中的展示场景,真正体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使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根植人民、造福人民。

  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中创新社会治理理论

  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发挥基层各类组织的作用,推动基层网络化、数据化、智慧化、法治化建设,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这是因为:一是中国在2020年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的作用,有效实行了社会疏离,阻断了疫情传播,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安全,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二是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及其各级组织在推动互联网基层治理、智慧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建立了基层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居民服务平台,把APP用于基层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是基层各类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设施和体系普遍建立起来,服务基层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建设质量。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支配20世纪的社会结构已不再适用于21世纪的社会发展,那些过去的社会理论、治理理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换句话说,基层社会、互联网社会、平台社会,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现象。中国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互联网时代。正因为如此,诠释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是不可缺少的。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完全跟上去,这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加以推进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版供图:古然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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