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下的抗疫良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式社会动员机制，以其一核统领、纵横交互、多维相济的有效逻辑，在抗疫中再次发挥了化“分”为“合”的独特作用。

　　一核统领，高度凝合抗疫意志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与之匹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快速凝聚共识、统一意志，迅速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局面。

　　为应对疫情，西方国家也进行了社会动员。然而，植根于私有制土壤的西式民主政治，无法根本消除阶级社会固有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同时，资产阶级政党为赢取“轮流坐庄”的主场优势，彼此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消耗性的政治缠斗，也相应地假借“民主”之名，把“作为整体的人民”悄然分化为“持有不同政见的选民”。这样一来，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和政治主张上的激烈分化，持续加剧着西方国家的社会撕裂。受此影响，西方国家执政党发起的抗疫社会动员，因缺乏广泛的思想共识和牢固的互信基础，只能被民众选择性接受。

　　相较于西方，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清除了“利益对立”滋生“社会失合”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也为开展大规模集体协同行动提供了雄厚的国力支撑。在政治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进行抗疫社会动员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确保了党政机构在贯彻党和人民意志上的行动统一。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汇民心、聚民力方面持续发挥着保障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紧密合作、团结奋斗的关系，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利益之争、选票之困和社会撕裂之扰。最后，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在治国理政中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这些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抗疫工作时，能够在最短时间高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抗疫意志，铸就起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纵横交互，高效统合抗疫行动

　　发起抗疫社会动员，目的在于形成多方参与的抗疫局面。而实现这个目的，则有赖于营造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在场、合体抗疫的环境。

　　疫情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傲慢与偏见，在污名化中国疫情的同时极力淡化本国疫情，在无端指责中国抗疫举措的同时却对本国抗疫失利频频“甩锅”。凡此种种，既麻痹、误导了本国民众，又错失了抗疫窗口期，最终搅乱了自身的抗疫节奏。当西方国家真正投入本国抗疫工作时，分权运行的政体在激发集体行动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结果是，中央政府无力对地方抗疫工作施加过多影响，也很难统筹、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协同抗疫，最终形成了割据式、碎片化的抗疫景象。有的西方政党及政客生怕疫情影响选情，甚至无视防疫常识和专业建议而发起大规模政治集会，放任公众参与大规模聚集性活动。上述情形，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在抗疫动员方面组织乏力的事实。

　　面对同样的疫情，中国特大城市武汉并没有成为“孤独的纽约”“失控的德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一方面，“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推进，切实把党中央的抗疫指令传递到“最后一公里”。疫情初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在第一时间对疫情防控工作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周密部署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及时提出疫情防控总要求，并因时因势制定了重大战略策略。为确保党中央的抗疫重大决策部署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依托自身庞大有力的组织体系，依靠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党组织及广大党员，逐级下达党中央的抗疫指令并将其融入微小的社会单元，进而有机构建起组织严密、有效可控的抗疫动员网络。另一方面，多点联动的共同应对，有力促成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抗疫决策部署方面，各级党政机构各司其职，在统筹推进本层级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的同时，积极调动资源、发动横向帮扶。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抗疫社会动员中以点带面发挥“头雁”作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也在以各自的方式，为抗疫献智出力。

　　多维相济，高质汇合抗疫成效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相融相济、合力激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抗疫必胜的信心、决心，也不断加速实现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在西方社会，“封城”“居家隔离”等应急性、管制型抗疫举措虽然也在有限推行，但成效不佳。有的国家还因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和社会骚乱。过度张扬的利己主义文化、政府抗疫的决策失当、政党对疫情的政治操弄以及媒体的舆论误导等，常常诱发西方社会出现许多人为的抗疫乱象。

　　中国社会在抗疫中表现出强烈的责任自觉。首先，中国精神是中国社会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在实现社会团结方面持续发挥着凝心聚力的作用。长期以来，受到中华文明滋养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持续强化着中国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家国情怀。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赋予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崭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筑牢了中华儿女团结抗疫的思想基础。在此驱动下，中国人民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各司其职、尽己所长、同心抗疫，整体表现出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风貌。其次，经过长期发展，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科技实力、丰富的医疗资源。这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的物力支撑，是中国能够夺取抗疫胜利的深厚底气。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有效保证了全国抗疫斗争的全面推进。最后，社会各界在面对疫情时，基于高度的共识观念、强烈的共情体验和自觉的共振行动，营造出前方后方双线作战、守攻相济的抗疫战局。在“守”的方面，多元社会主体能够自觉服从国家疫情防控政策，以积极防御守住抗疫阵地；在“攻”的方面，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在专业领域竭诚尽智、攻坚克难，主动进取抢占抗疫先机。疫情平稳之后，各行各业在不放松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投入复工复产，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作者：陶立业，系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