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4万名2020届毕业生就业问题还没画上句号，又迎来了909万名2021届求职大军，今年这个“后疫情”毕业季更具挑战性。加之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增长，给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和挑战，出现了学生不急老师急，为劝就业辅导员老师“说干嘴”“跑断腿”的现象。

　　对部分“慢就业”，应该理性看待。“慢就业”群体中有考公考研考编“二战”以及选择新业态就业创业的学生，有没有找到心仪就业岗位、选择观望的待业学生，也有打着各种幌子逃避工作、害怕面对社会的学生。有的“慢”是蓄势待发，有的是消极避世，有的是能力不足，真正需要就业指导的是后两种，而对于积极的“慢就业”，只需适度引导、尊重学生个体选择。

　　矛盾点在于，所有的“慢就业”体现在首次就业率上都是不好看的，而这些数字关系拨款经费、招生计划、学科专业调整、教育教学改革方方面面。所以出现了一些为追求“快就业”，将毕业证、学位证与毕业生签约挂钩等就业率“注水”现象，这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从事说服效果研究的传播学者霍夫兰揭示了信源可信性与说服效果的相关性，即传者争取受众信任是传播内容发挥效果的前提条件。由于就业率刚性要求，辅导员往往成为就业工作压力层层传导的终端。但即便辅导员平时和学生打交道最多，劝就业时也需要“特别”讲究方式，否则，百般劝说可能还抵不过阅历、见识尚浅的同龄人一句话。如果固执用首次就业率衡量“慢就业”，就业指导就会变成与学生的拉锯战。

　　衡量就业率，不仅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从2016年起，教育部就要求各地各高校重点统计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暂不就业毕业生等指标，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状况统计指标体系，放长了时间线，其实就考虑到了“慢就业”部分情形。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向“慢就业”毕业生提供精准服务，基本思路也是“疏”。

　　反过来说，评价指标科学了、就业指导服务水平上去了，就业数据好看是水到渠成的事儿。若就业指导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用力，站在学生立场做到“一人一策”，学生应该不会以失业为代价，故意让数字不好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