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过程中实施有效的普法，有助于人民群众积极了解法律法规出台的背景、价值，适时参与到立法的讨论、修改中来，也有助于人民群众自觉学习、遵守、运用相关法律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对未来5年的普法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在着力提高普法针对性实效性的章节中指出，要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开展实时普法。

　　论及普法，不少人的第一印象是，“只有立好的法，才能进入全民普及传播环节。不然，怎么来普及嘛？”实则不然，普法离不开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环节的工作。其中，在立法过程中实施有效的普法，有助于人民群众积极了解法律法规出台的背景、价值，适时参与到立法的讨论、修改中来，也有助于人民群众自觉学习、遵守、运用相关法律，可谓意义重大。

　　以民法典为例。民法典既是目前普法工作的重点对象，也是立法过程中重视普法效用的典范楷模。2016年以来，在制定民法总则的过程中，中国人大网曾三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累计参与人次超15万，征集到修改意见7万余条。另据统计，民法典编纂前后共10次公开征求意见，有40余万人参与提供意见，累计收到超100万条意见和建议。

　　民法典开门立法的举动，一方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立法参与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法律诉求，实践了我国民主立法的立法要求。另一方面立法机构、媒体、专家学者等群体通过不同渠道对民法典立法背景、立法亮点、立法变化等热点话题予以说明阐释，也进一步普及了法治理念，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过程也生动诠释了民法典的人民特色。

　　同时，立法过程中的及时普法，也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对法律条款的理解接近立法初衷。以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法”为例，起草期间，不论是增加“自愿”的表述，或是但书条款的删除，立法的核心要义是向民众释放鼓励见义勇为的明确信号，即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但如果在立法过程中不及时、准确和全面地阐释“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整体内涵和相关要件，很容易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只强调紧急救助行为，而忽视具体救助行为的可适用性。一旦忽略民法典的体系性解释，“好人法”的立法效果就很容易适得其反。

　　卢梭说，“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顺延这一思路，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仅可以培养人民群众“亲法”的法律情感，还可以形成“尊法”的法治信仰，这本身就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比如广东省东莞市在起草该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过程中，就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公告以及立法听证会公告，公开征集意见和听证会代表，并介绍养犬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等背景知识，让依法养犬成为市民关心的热点话题，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立法讨论。随后，立法机构又对立法听证会采取了网络直播的形式，吸引了十多万网友的积极参与。围绕如何界定养犬者行为规范、犬只伤人的法律责任、如何有效服务养犬者等内容，线上线下的代表与网民各抒己见，各方观点激烈交锋，让听证会不仅普及了相关法律知识，主动回应了市民关切，而且也成为一场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立法过程中的普法，是立法机构与人民群众的有效互动，也是人民群众接受普法教育、树立法治思维、感受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要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热情，把普法工作主动延伸到立法过程中，这样的立法和普法，也更具针对性。比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共有19028名未成年人提出了22629条意见，约占网上意见总数的4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负责人坦言，“数量如此多、占比如此大，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重视普法作用也有着明确的规定。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就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起草制定过程中，对社会关注度高、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听取公众意见。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草案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说明相关制度设计，动员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的过程，包括立法的前期准备（立法预测、立法规划、立法调研、文本起草等）、立法的正式程序（法律案的提出、审议、公众参与、表决、通过等）、立法后的修订等完善程序，都可以成为普法的实施阶段。总之，立法过程中的普法工作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