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郁郁葱葱的生活看齐，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理论永恒的使命。

　　《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书斋”中，有个青年学生慕名来找浮士德，想拜他为师，浮士德不想和他见面。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就戴上浮士德的帽子，穿上他的大衣，假扮为浮士德，与学生见面，回答他的问题。在应这名学生要求，在其纪念册上题字前，魔鬼对学生说:“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引用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饶有意趣的问题是，理论为什么是“灰色”的？

　　首先，是因为理论在客观上比生活“慢半拍”。社会生活一日千里，时时在抽出青色新芽，而理论则总是在“新芽”长成绿叶后，甚至在成为“枯叶”落下后，才构建起或显现它的“解释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个经典说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大多理论只是在忙碌地“解释世界”，而生活本身却在不停顿地“改变世界”。理论的社会速度，慢于生活的自然速度，这是个极为常见的现象。比起鲜活的生活来，理论有着较高的“灰度”。

　　其次，是因为理论解释力的“不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到：“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理论想要达到“彻底”的程度并非易事。理论能否真正切入“生活事实”先不论，即使它源于生活，即使它“看起来像个理论”，理论对于世界的解释也不可能精确，即不可能“彻底”，只是大体上的接近，正如列宁指出的“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理论不可能“全解”生活，只处于“黑-白”不同的各种事实中，抽象成“灰色”。这也可以视为理论所具有的弹性、张力和“温和”的一面。

　　理论是灰色的第三个原因在于，除了理论主体对于生活认知把握本身存在的差异外，还有着“表达”即“话语体系”的遮蔽。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永远不能精确表达真实意念。你有了一种“心知”，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已与这种“心知”产生了距离或偏离。语言与认知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处于对称状态。理论经表达就进入了一种“灰色地带”。

　　理论是灰色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对象“共情”上的差异。受众千差万别，同一理论在千万个“哈姆雷特”那里就中和成了“灰色”。《庄子·秋水》中有段著名的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意思是井底之蛙，不能与它谈论大海，因为它的认知拘囿于局狭的居住环境；夏季的虫儿，不能与它谈论冰雪，因为它的认知笃立于生存时间的局促；曲僻之士不能与他谈论大道，因为他的认知束缚于所受教育的局限。

　　注意这个“曲士”，《文选·左思》谈到：“龌龊而筭，顾亦曲士之所叹也。”刘逵注：“曲，谓僻也。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曲士”者，不只是认知的不健全，更在于“曲士”之“曲”喜以少知多、以偏概全、以“执”认死理儿。“曲士”是有点知识的，但其曲其执，多受束于其偏狭的思维结构上。王安石在《圣贤何常施》中调侃“曲士”说：“圣贤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齐万物。”曲士“守一隅”，见识偏狭，却要“齐万物”。如此这般，与其理论、论道，是不是显得多余呢？

　　由此“理论是灰色的”是理论的宿命。向郁郁葱葱的生活看齐，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理论永恒的使命。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