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正在成为人类主要生存状态，也是中国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于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规划中提出要在2025年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从2020年末的60.6%提升到65%，也就是说每年要提升0.81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常住人口1100万的规模。更加重要的是在规划纲要中专门新增一篇，即第八篇新型城镇化战略，第28章对于优化提升特大城市中心驱动功能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方向和要求。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应该紧扣“三新”，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进行超大城市治理的创新和发展。

　　必须将超大城市治理放在新发展格局战略体系中进行思考。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为内涵的。超大城市处于城市群都市圈的核心，因此超大城市必须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主体，同时也要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核心枢纽，体现在北京“四个中心”战略定位上，很重要的定位是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经济层面，几个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杭州以及成都等，必须成为区域增长的动力源。循环最重要的方面是动力，超级动力源泉一定是由超大城市提供的，同时内部促进、外部联动也是由超大城市实现的，因此，超大城市在新发展格局中肩负的历史责任是战略性的、体系性的、枢纽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治理必须发生改变。

　　超大城市作为政产学研集中的核心体系，不仅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体现在产业化方面，更重要的是发挥一流大学、一流实验室、一流科研团队载体的作用，要承担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核心的责任，成为基础研发的核心。从2018年数据看，我们的研发总规模已经达到了美国研发总规模的80%。在这80%的分布里面，实验性的研发规模超过3400亿美元，比美国的规模更大，但是事实上在基础研发、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发上面还大大落后于美国。因此如何提升我国基础研发占比，尤其是明确基础研发承载功能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超大城市必须成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枢纽，特别是成为基础研发、基础理论的突破枢纽。未来超大城市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文化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在下一轮技术创新中的竞争。

　　新发展格局要求超大城市的治理不仅仅要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应当成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排头兵，要成为扩大内需的一个枢纽。中国城乡的消费比重差异很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消费强度差异很大，因此消费潜力的挖掘，特别是中产阶层、中高收入阶层的中高端消费潜力的释放，超大城市承载着很重要的核心作用。北京要在建设国际消费城市上先行先试，为超大城市的消费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超大城市要成为数字社会、数字时代的引领者。数字时代的到来会从根本上改变超大城市的传统定位，以往在治理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半径的约束会被超越，但是又要看到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文明和文化创新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迁移，原来大量的城市文明都由超大城市发起，作为文明的中心往往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这些地方，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人人都是创新者，人人都是文化的承载者和文化的创新者，这样反而使传统的定位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超大城市的扁平化以及它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中间的融合，使其传统功能和相应治理发生了一系列突变，这种突变要求我们对新的时代所呈现出的规律要有全新的研究。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对中国超大城市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有重新定位，要有深度思考，对社会治理、宏观调控、改革开放重大举措要有前瞻性的判断，这样才能够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