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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人民的吟唱

2021年04月06日 11:09   来源:深圳特区报   李冬君

  北人南下,得南国水土滋养,因而具有了全国的代表性,故《诗经》一开篇,南风居首,周人的国家理想,从黄河到了长江。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时的欣喜和恐惧。

  我们以此来看《诗经》,其风、雅、颂三昧,可以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中体味。

  用诗的眼光来看中国,便有一个情之所钟的诗的中国。

  古代王者,设采诗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由官府供给衣食,让他们“振木铎,徇于路”,摇着木铃,一路走去,与人交谈,在民间求诗,倾听“男女有所怨恨”,王者足不出户,便“尽知天下所苦”。

  古人之于诗,似乎早就认定了诗不言福,而趋于诉苦,诗不娱乐,要有悲情。民有怨恨,以诗倾诉,男女“相从而歌”,咏悲伤之情,其怨恨,便风诗化了。

  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中国先民就这样“诗意地栖居”。“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风,此谓国风的来源。

  《诗》还有一个来源,庙堂之上,天子听政,公卿、列士献诗,这样的政治,亦风雅如诗,故《诗》中,便有了大雅、小雅,而颂,则是庄严的祭祖歌。

  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经》,则为“国风”,是一国流行之风;一为独吟,一是百人、千人传唱,传唱着风、雅、颂,形成诗的中国精神。

  司马迁说,古诗素材,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编定后,仅保留了三百零五篇,除了诗,还有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吟咏诗篇时,“皆弦歌之”,就保留了诗本来的传唱形式。三千年前,就有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传唱,这是何等风雅!

  到了孔子来编订时,对诗与歌,都作了整理,而有诗有乐。

  也有人说,儒家六经,现存五经,《乐经》就在《诗》里面。孔子编颂诗,就配宗庙祭祀音乐;编雅诗,就配宫廷礼仪音乐;编风诗,就配各国流行音乐。

  诗与乐互动,孔子确立了“思无邪”的准则,选择了“温柔敦厚”的国风与民乐。风为“讽”,要人将内心的怨恨“讽”出来,但要有节制,也就是“礼节”,要“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所以说,“讽”,并非审丑,而是审美,“讽刺”便是“美刺也”。

  赋诗至春秋更甚,而有“不学诗,无以言”一说。不但表达个人情绪要吟诗,表达国家意志也要吟诗,“先礼后兵”的那个“先礼”,也就是通过吟诗来办外交。

  春秋时期,一个好的外交家,要能在不同场合,吟出相应的诗,用诗礼来引导国际政治,维护国际秩序,有时,战争与和平,就取决于一句恰如其分的诗。

  一诗泯恩仇,一诗起干戈,春秋人把国家纳入诗的风雅,吟诗成风,而风化天下,“讽”之意味,即为风化。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成了各国之风。

  孔子编《诗》,有十五国风。十五国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范围,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周朝采风,虽未涉江南,但江南之于诗的中国并不陌生,当年,吴国公子季札至鲁观礼,乐舞纷呈,国风开显,季子引诗点评,其格局之大,格调之高,竟不输中原各国时贤。

  歌诗,分“徒歌”与“弦歌”,“徒歌”为清唱,“弦歌”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配以国乐,或婉约如清风一缕,或浩荡似江河千里,多么壮丽的中国弦诗!

  《诗》十五国风,一开篇,即“周南”“召南”。南,由钟镈类乐器演变,而为乐曲之名,故称“南音”,后来,其音失,形还在,就称为“南”。或从地理言之,指周、召之风,自北而南,发于歧周,抵达江汉,是为南国,即“南土”“南邦”之谓。

  周初,周公旦居东都洛阳,向东南发展,称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镐京,向西南发展,称作“召南”。南下,是周的发展战略,周人采诗,亦随之南下,朝着东、西两个方向进展,东南有楚,西南为巴、蜀,故“周南”为楚风,而“召南”则为巴、蜀风,此一说。另一说,傅斯年以为,南国者,从黄河之南到江汉。他指出,周邦之内曰“周南”,周畿之外,诸侯国风曰“召南”。他认为,南国称召,是因为召伯虎,史称召穆公,曾劝谏周厉王不要“弭谤”,并在周厉王共和执政中开始中国历史的纪年。

  无论如何,《诗经》是中国北方先民的诗歌,由儒家编集而成。即使是南风,也是北人南化之风,并非南方本土之风。

  北人南下,得南国水土滋养,因而具有了全国的代表性,故《诗经》一开篇,南风居首,周人的国家理想,从黄河到了长江。

  (作者系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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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人民的吟唱

2021-04-06 11:09 来源:深圳特区报 李冬君

  北人南下,得南国水土滋养,因而具有了全国的代表性,故《诗经》一开篇,南风居首,周人的国家理想,从黄河到了长江。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时的欣喜和恐惧。

  我们以此来看《诗经》,其风、雅、颂三昧,可以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中体味。

  用诗的眼光来看中国,便有一个情之所钟的诗的中国。

  古代王者,设采诗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由官府供给衣食,让他们“振木铎,徇于路”,摇着木铃,一路走去,与人交谈,在民间求诗,倾听“男女有所怨恨”,王者足不出户,便“尽知天下所苦”。

  古人之于诗,似乎早就认定了诗不言福,而趋于诉苦,诗不娱乐,要有悲情。民有怨恨,以诗倾诉,男女“相从而歌”,咏悲伤之情,其怨恨,便风诗化了。

  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中国先民就这样“诗意地栖居”。“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风,此谓国风的来源。

  《诗》还有一个来源,庙堂之上,天子听政,公卿、列士献诗,这样的政治,亦风雅如诗,故《诗》中,便有了大雅、小雅,而颂,则是庄严的祭祖歌。

  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经》,则为“国风”,是一国流行之风;一为独吟,一是百人、千人传唱,传唱着风、雅、颂,形成诗的中国精神。

  司马迁说,古诗素材,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编定后,仅保留了三百零五篇,除了诗,还有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吟咏诗篇时,“皆弦歌之”,就保留了诗本来的传唱形式。三千年前,就有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传唱,这是何等风雅!

  到了孔子来编订时,对诗与歌,都作了整理,而有诗有乐。

  也有人说,儒家六经,现存五经,《乐经》就在《诗》里面。孔子编颂诗,就配宗庙祭祀音乐;编雅诗,就配宫廷礼仪音乐;编风诗,就配各国流行音乐。

  诗与乐互动,孔子确立了“思无邪”的准则,选择了“温柔敦厚”的国风与民乐。风为“讽”,要人将内心的怨恨“讽”出来,但要有节制,也就是“礼节”,要“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所以说,“讽”,并非审丑,而是审美,“讽刺”便是“美刺也”。

  赋诗至春秋更甚,而有“不学诗,无以言”一说。不但表达个人情绪要吟诗,表达国家意志也要吟诗,“先礼后兵”的那个“先礼”,也就是通过吟诗来办外交。

  春秋时期,一个好的外交家,要能在不同场合,吟出相应的诗,用诗礼来引导国际政治,维护国际秩序,有时,战争与和平,就取决于一句恰如其分的诗。

  一诗泯恩仇,一诗起干戈,春秋人把国家纳入诗的风雅,吟诗成风,而风化天下,“讽”之意味,即为风化。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成了各国之风。

  孔子编《诗》,有十五国风。十五国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范围,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周朝采风,虽未涉江南,但江南之于诗的中国并不陌生,当年,吴国公子季札至鲁观礼,乐舞纷呈,国风开显,季子引诗点评,其格局之大,格调之高,竟不输中原各国时贤。

  歌诗,分“徒歌”与“弦歌”,“徒歌”为清唱,“弦歌”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配以国乐,或婉约如清风一缕,或浩荡似江河千里,多么壮丽的中国弦诗!

  《诗》十五国风,一开篇,即“周南”“召南”。南,由钟镈类乐器演变,而为乐曲之名,故称“南音”,后来,其音失,形还在,就称为“南”。或从地理言之,指周、召之风,自北而南,发于歧周,抵达江汉,是为南国,即“南土”“南邦”之谓。

  周初,周公旦居东都洛阳,向东南发展,称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镐京,向西南发展,称作“召南”。南下,是周的发展战略,周人采诗,亦随之南下,朝着东、西两个方向进展,东南有楚,西南为巴、蜀,故“周南”为楚风,而“召南”则为巴、蜀风,此一说。另一说,傅斯年以为,南国者,从黄河之南到江汉。他指出,周邦之内曰“周南”,周畿之外,诸侯国风曰“召南”。他认为,南国称召,是因为召伯虎,史称召穆公,曾劝谏周厉王不要“弭谤”,并在周厉王共和执政中开始中国历史的纪年。

  无论如何,《诗经》是中国北方先民的诗歌,由儒家编集而成。即使是南风,也是北人南化之风,并非南方本土之风。

  北人南下,得南国水土滋养,因而具有了全国的代表性,故《诗经》一开篇,南风居首,周人的国家理想,从黄河到了长江。

  (作者系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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