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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生活”建设的三个界面

2021年03月30日 07:19   来源:深圳特区报   秦德君

  亚里士多德强调“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快乐)”,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集体”的“善德”和城邦政体的良治。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优良的生活”作出系统分析研究的人,“优良的生活”或“人类最崇高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分析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强调“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快乐)”,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集体”的“善德”和城邦政体的良治。亚里士多德强调“应该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如果对于这点还不清楚,那么对于理想政体的性质也一定不能明了。

  那么“何为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从而有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三个界面,对如何建设“优良的生活”作出分析。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一个界面,与个人“善德”相关。亚里士多德强调:“真正善良而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一定是绝对的善”。那些心智上、善德上存在明显缺陷的,是很难谈得上“幸福生活”的。而那些充满贪欲、“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更是难有“幸福生活”,“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得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得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就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他的“幸福方法论”就是:“人们要取得幸福,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为端正其宗旨,让人生一切行为常常不违背其目的。其二为探究一切行为的准则,凭以察识人生将何所规随才易于达到目的。”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二个界面,与城邦集体生活(政体)相关。亚里士多德强调没有“优良的政体”和良好的公共生活,就谈不上个人“优良的生活”。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邦幸福和个人幸福究竟相同还是相异?他的回答是:“最优良的个人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就是说,凡是个人的幸福目标,也是城邦的幸福建设目标,两者一致。

  亚里士多德认为,评价一种政体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给予人们“最大的幸福”,“优良的政体是使人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政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同时,也要看整个城邦的“善德”水准:“幸福(快乐)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诸分子中,倘使只有一部分具备善德,就不能称之为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全都快乐的城邦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地。”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三个界面,是如何进行政治创造。亚里士多德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创造一种城邦中人人都能幸福的“优良的生活”,就要建设公民善德为基础的“最优良的政体”,即优政良治。由此要“研究最优良的政体,考察这种政体怎样才可能产生,又怎样才能成立?”“进而研究怎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表明:使人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优良的政体,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治理者是“最优良的人们”,“最优良的政体就应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种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他或他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擅于为政”;二是受治者适宜人类最崇高的生活,即“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积极的政体建设论者,他提出政治创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要创始各种制度:“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上可说是无定数的机会——再创始各种制度”,积极改善政制和其他各个方面;二是要让人们有更多闲暇以参与政治:“一个城邦,一定要参与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可能成为善邦”,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有充分的闲暇。”

  亚里士多德关于“优良的生活”的建设方法论,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公民之“善德”与城邦之“善邦”是一体的。众人的心智和善德对城邦公共生活影响很大;二是“优良的政体”决定了“优良的生活”。反过来说,没有“优良的政体”就谈不上“优良的生活”,这是一种制度决定生活的视角;三是须依据实际创设制度体制,以改善政体。构建一种美好生活,实际上是建设一种“优良的政体”。这是一种深切的洞见,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臧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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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生活”建设的三个界面

2021-03-30 07:19 来源:深圳特区报 秦德君

  亚里士多德强调“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快乐)”,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集体”的“善德”和城邦政体的良治。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优良的生活”作出系统分析研究的人,“优良的生活”或“人类最崇高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分析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强调“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快乐)”,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集体”的“善德”和城邦政体的良治。亚里士多德强调“应该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如果对于这点还不清楚,那么对于理想政体的性质也一定不能明了。

  那么“何为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从而有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三个界面,对如何建设“优良的生活”作出分析。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一个界面,与个人“善德”相关。亚里士多德强调:“真正善良而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一定是绝对的善”。那些心智上、善德上存在明显缺陷的,是很难谈得上“幸福生活”的。而那些充满贪欲、“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更是难有“幸福生活”,“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得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得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就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他的“幸福方法论”就是:“人们要取得幸福,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为端正其宗旨,让人生一切行为常常不违背其目的。其二为探究一切行为的准则,凭以察识人生将何所规随才易于达到目的。”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二个界面,与城邦集体生活(政体)相关。亚里士多德强调没有“优良的政体”和良好的公共生活,就谈不上个人“优良的生活”。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邦幸福和个人幸福究竟相同还是相异?他的回答是:“最优良的个人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就是说,凡是个人的幸福目标,也是城邦的幸福建设目标,两者一致。

  亚里士多德认为,评价一种政体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给予人们“最大的幸福”,“优良的政体是使人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政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同时,也要看整个城邦的“善德”水准:“幸福(快乐)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诸分子中,倘使只有一部分具备善德,就不能称之为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全都快乐的城邦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地。”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三个界面,是如何进行政治创造。亚里士多德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创造一种城邦中人人都能幸福的“优良的生活”,就要建设公民善德为基础的“最优良的政体”,即优政良治。由此要“研究最优良的政体,考察这种政体怎样才可能产生,又怎样才能成立?”“进而研究怎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表明:使人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优良的政体,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治理者是“最优良的人们”,“最优良的政体就应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种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他或他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擅于为政”;二是受治者适宜人类最崇高的生活,即“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积极的政体建设论者,他提出政治创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要创始各种制度:“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上可说是无定数的机会——再创始各种制度”,积极改善政制和其他各个方面;二是要让人们有更多闲暇以参与政治:“一个城邦,一定要参与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可能成为善邦”,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有充分的闲暇。”

  亚里士多德关于“优良的生活”的建设方法论,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公民之“善德”与城邦之“善邦”是一体的。众人的心智和善德对城邦公共生活影响很大;二是“优良的政体”决定了“优良的生活”。反过来说,没有“优良的政体”就谈不上“优良的生活”,这是一种制度决定生活的视角;三是须依据实际创设制度体制,以改善政体。构建一种美好生活,实际上是建设一种“优良的政体”。这是一种深切的洞见,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臧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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