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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文明主体性看“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

2021年02月22日 08:15   来源:广州日报   赵宏宇

  在实践层面,中国道路的开创首先是要解决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随着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化,中国道路展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本土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的生动体现。

  中国道路的行进历程,是一个不断强化文化认同与文明复归的过程

  从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视野来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理路,就是要认识到中国道路的行进历程,是一个不断强化文化认同与文明复归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道路尚处在摸索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命题,其初衷就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仍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为参照系。苏东剧变之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道严峻的考题。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从1992年至2012年,中国道路逐渐深化,回顾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理论体系,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这二十年,中国的理论界开始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注重发掘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反思,挺立文化自主性的意识逐渐生长,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正在生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与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国家面貌走入了全新格局。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社会也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植根中国大地,树立文化自信,建立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成为新时代的一项迫切任务。当前,理论界立足本土思想资源阐释中国发展经验、倡导重新理解传统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成果。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概念来指引中国道路未来的发展方向,既是对过往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提炼,也揭示了只有不断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并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中国道路才能行稳致远,越走越光明。

  寻找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走通的历史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经过多年实践,中国道路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样一条道路,人们不禁追问:为什么当代中国能走出这样一条路,它有哪些本质特征?相较以往,它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创新与超越?如果从历史眼光来看,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又为它提供了哪些思想文化资源?

  首先,从现实来看,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西方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议会党”,作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形成了民本主义的思想传统,《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政府成立的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政府的正当性更多的来源于依照伦理道义承担对百姓的责任,这种政治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由此也形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化对政府合法性的理解。中国的“民本主义”贯穿于漫长的传统社会,是理解华夏治理秩序的一把钥匙,这种独特的政治理念很难用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来把握,但它并不因此就显得“落后”。如果非要套用西方的政治逻辑来附会中国,那只能是一种傲慢和自大,非但不能理解中国,反而会造成隔阂与误读。

  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着统一信仰与思想武装的政治组织,其严密的组织形态是传统的士大夫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超越于传统的官民关系。但如果抛开这些差别不论,仅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当代中国仍延续着以民为本的基本理念与原则。而只有理解了这种古今一贯的治理模式,才能从政治文化中寻找到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走通的历史答案。

  另外,相比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释放民间活力,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奉自由主义为圭臬,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以政府力量调节和弥补市场的失灵与缺陷,避免了由于资本的过度扩张所导致的唯利是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保持了动态的平衡。有学者也将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称为“民生经济”“道义经济”。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走出这样一条路,而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窠臼,既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相关,也与中华文明传统中向来就强调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有关。一方面,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教理念十分重视“养民”“富民”的问题,而市场经济的重建激活了经济活动的动力,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飞跃;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中又蕴含着“正德、利用、厚生”的传统,将发展经济的目的用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避免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我国才能创造性地走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路,从而创造出“中国奇迹”,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坚定继续走好中国道路的底气和信心

  可以说,由中国道路开启的中华新文明,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和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在全球治理中异军突起,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环顾周遭,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去全球化的呼声不绝于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自由主义日益衰败,民主政治乱象丛生,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重创了世界经济,为未来的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疫情的蔓延将如何收场,对世界局势将发生何种影响,现在还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尽管影响了我国经济,短期内我们也会面临不少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不会改变。经过这次疫情的大考,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再次得到确证,也坚定了国人对继续走好中国道路的底气和信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道路走到今天,实践已充分证明它的真理性;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就在前方。只要我们不惧艰险,努力奋斗,沿着中国道路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就一定能够到达光辉的彼岸。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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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文明主体性看“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

2021-02-22 08:15 来源:广州日报 赵宏宇

  在实践层面,中国道路的开创首先是要解决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随着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化,中国道路展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本土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的生动体现。

  中国道路的行进历程,是一个不断强化文化认同与文明复归的过程

  从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视野来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理路,就是要认识到中国道路的行进历程,是一个不断强化文化认同与文明复归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道路尚处在摸索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命题,其初衷就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仍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为参照系。苏东剧变之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道严峻的考题。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从1992年至2012年,中国道路逐渐深化,回顾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理论体系,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这二十年,中国的理论界开始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注重发掘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反思,挺立文化自主性的意识逐渐生长,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正在生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与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国家面貌走入了全新格局。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社会也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植根中国大地,树立文化自信,建立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成为新时代的一项迫切任务。当前,理论界立足本土思想资源阐释中国发展经验、倡导重新理解传统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成果。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概念来指引中国道路未来的发展方向,既是对过往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提炼,也揭示了只有不断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并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中国道路才能行稳致远,越走越光明。

  寻找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走通的历史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经过多年实践,中国道路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样一条道路,人们不禁追问:为什么当代中国能走出这样一条路,它有哪些本质特征?相较以往,它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创新与超越?如果从历史眼光来看,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又为它提供了哪些思想文化资源?

  首先,从现实来看,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西方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议会党”,作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形成了民本主义的思想传统,《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政府成立的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政府的正当性更多的来源于依照伦理道义承担对百姓的责任,这种政治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由此也形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化对政府合法性的理解。中国的“民本主义”贯穿于漫长的传统社会,是理解华夏治理秩序的一把钥匙,这种独特的政治理念很难用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来把握,但它并不因此就显得“落后”。如果非要套用西方的政治逻辑来附会中国,那只能是一种傲慢和自大,非但不能理解中国,反而会造成隔阂与误读。

  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着统一信仰与思想武装的政治组织,其严密的组织形态是传统的士大夫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也超越于传统的官民关系。但如果抛开这些差别不论,仅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当代中国仍延续着以民为本的基本理念与原则。而只有理解了这种古今一贯的治理模式,才能从政治文化中寻找到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够走通的历史答案。

  另外,相比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释放民间活力,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奉自由主义为圭臬,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以政府力量调节和弥补市场的失灵与缺陷,避免了由于资本的过度扩张所导致的唯利是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保持了动态的平衡。有学者也将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称为“民生经济”“道义经济”。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走出这样一条路,而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窠臼,既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相关,也与中华文明传统中向来就强调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有关。一方面,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教理念十分重视“养民”“富民”的问题,而市场经济的重建激活了经济活动的动力,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飞跃;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中又蕴含着“正德、利用、厚生”的传统,将发展经济的目的用以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避免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我国才能创造性地走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路,从而创造出“中国奇迹”,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坚定继续走好中国道路的底气和信心

  可以说,由中国道路开启的中华新文明,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和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在全球治理中异军突起,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环顾周遭,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去全球化的呼声不绝于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自由主义日益衰败,民主政治乱象丛生,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重创了世界经济,为未来的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扩散,疫情的蔓延将如何收场,对世界局势将发生何种影响,现在还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尽管影响了我国经济,短期内我们也会面临不少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不会改变。经过这次疫情的大考,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再次得到确证,也坚定了国人对继续走好中国道路的底气和信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道路走到今天,实践已充分证明它的真理性;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就在前方。只要我们不惧艰险,努力奋斗,沿着中国道路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就一定能够到达光辉的彼岸。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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