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中，青年科学家和青年学者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给予合适的条件和环境，身处创新活跃时期的他们，一定能够产生具有创造力的重要成果。今天，对于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发展来说，有三个方面值得思考、重视。

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好奇心和对自然奥秘发自内心的兴趣。我们过多强调了竞争，却忽视了如何激发及呵护这种科研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很多做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如果选择科研作为自己的事业，期待能够做出一定成果的话，一定要有好奇心这种内在的动力在驱动。

　　问题在于，今天讲到科学研究，我们过多强调了竞争，却忽视了如何涵养一个能够激发青年科学初心的社会和教育环境。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仍然没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在应试教育的折磨下，小孩子可能会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跟刷题等同起来，最后使得很多原生的对科学和自然的好奇心就在应试教育中逐渐泯灭。同样，已经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青年科学家也有可能被竞争环境所迫，受到各种考评指标的压力，不能真正从兴趣出发选择自己的研究问题。

　　从更大的社会视角来看，我们应该避免把太多的功利性的因素附加到科学研究上。例如，中国的家长在指导自己的孩子选择大学专业或者毕业选择职业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功利因素的影响。对科学研究工作过度的宣传或者是神话，也有可能会误导一些年轻人的选择。教育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激发人的潜力，让受教育者认识自己，遵循内心的呼唤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年轻人梦想多元的社会，有的人可能想成为科学家，有的人想成为漫画家，还有的人可能想去创业等，这些都无可非议，关键是要把个人的兴趣及能力与社会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基础研究的特点是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很多情况下，科研成功和失败的差别往往是偶然因素所致。对科研成功的过度奖励往往容易掩盖我们对基本科研条件的保障不足

　　说回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一是长期积累性，基础研究一般需要大量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深入思考，最后才能形成关键性的突破；二是巨大的不确定性，有时花了三五年时间去做一项研究，但最后有可能发现一开始选择的路径就是错误的，必须从头再来。从某种角度而言，越是重要的基础研究、越是关键的科学前沿，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今天，我们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对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计名利。但我们现实的制度设计却非常计较名利。例如，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研究的投入和保障太多地跟科学家的名气和资历挂钩，太多地跟科学家前期的研究成果挂钩，但对年轻科学家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保障远远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安排功利心太强，把资源条件跟成功结合得太紧——一旦有人有了研究成果，社会各个方面都会围绕这些出了成果的专家或者团队，给荣誉、给资源，不断加码。在这样的环境激励下，很难让青年科学家平心静气做研究。这是一种没有远见的制度偏差。

　　要纠正这种偏差，两个工作至关重要。一是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人才遴选机制。例如，国外研究型大学实行的长聘制度（Tenure），一般就是给用人的机构通过来6年两个合同期来考察年轻学者的为人，研究能力，教学能力及公共服务精神。这种经过一定时间的综合考察制度可以避免个别成功或失败的偶然因素所带来的偏差。

　　其次，年轻学者一旦进入研究岗位，就要给予其合理的生活保障和科研保障，而不能简单地根据过去发表的成功与否，人为地拉大待遇上的差距，对偶然因素失利者或坚持坐冷板凳者给予不合理的惩罚。只有承认失败的价值，减少对失利者的惩罚，才能真正激发青年科学家敢于去选择、挑战那些真正的科学难题。

科学研究是一项专业活动。太多人过多给予关注，却忽视了让科学共同体真正在科学治理上发挥作用

　　要完成上述两项工作，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让科学共同体真正在科学治理上发挥作用。

　　归根结底，科学研究是一项专业活动，越专业的同行评价越有利于促进一个学科真正的发展与进步。但现在，社会给予了科研工作过多过重的关注，却忽视了让科学共同体，特别是真正的“同行”在科学治理和科学评价上发挥作用。比如我们现在很多科研评审工作，评委经常是很多人背靠背打分，很多评委充其量算是“大同行”。申请人特别是一些青年科学家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分数，而不是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同行意见。

　　这也正是我想强调的。今天，我们对学术共同体建设关注的远远不够。一个专业化水平高，合理健康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影响其成员的行为规范。长期积累下去，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生态和传统，从而促进整个学科领域的健康发展。

    （作者：薛澜，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