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0年各项数据的发布，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热烈讨论。有声音认为“北方失守”“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也有声音认为中国区域经济不能人为齐步走，要正视差距，尊重经济地理发展规律；还有声音认为，未来区域综合发展要摆脱唯GDP论……那么，此次南北差距形成的真实原因到底在哪，南北经济强弱是否就此一锤定音，未来区域综合发展的新机会又在哪里？就此，新华网连线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和工信部赛迪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

　　少论“西东”，大谈“南北”？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讨论并非首次出现”，刘守英表示，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东、中、西部地区。

　　“东西部差距讨论具有合理性，但此次南北差距讨论带有很强的炒作性”。他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在沿海，所以沿海地区领先发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随后国家也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来解决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刘守英坦言，目前南北经济发展存在客观差距，但不并能得出北方失守的结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受产业要素流动影响较大。”他说。

　　他举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因开放不足和开发较晚，中国西部地区一直存在科技创能力不足等短板。但近年来，包括重庆、四川和陕西等省市在内的西部地区纷纷走上以数字智能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道路。

　　数据显示，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西部发展的主轴。2019年四川省的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已超过1.4万亿元，重庆、陕西等省市的数字经济规模也超过了5000亿元。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渗透，在以资金网络、商业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为代表的三大基础服务普及上，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不断缩小，甚至跨越了传统的‘胡焕庸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经济助力中国东西部经济平衡发展——来自于跨越“胡焕庸线”的证据》报告如此指出。

　　对此，王高翔表示，东西部差距的变化，恰恰说明区域经济差距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地区资源禀赋叠加产业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

　　区域建设需要“新三观”

　　“目前南北差距的存在，是‘新地理观’‘新产业观’和‘新要素观’相互作用的结果。”王高翔认为，“新三观”既是形成区域间发展差距的原因，也是未来破题的关键。

　　他解释，现代航空、高速铁路及跨境铁路等发展红利所形成的“新地理观”，加速了西南内陆地区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有效对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资源，形成了局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量；区别于传统产业，人工智能、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新型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比重逐渐增大。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6.2%；此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人才及科技创新等发展要素，加速向优势地区聚集，进一步刺激了要素流入区域的经济增长。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对此，王高翔表示，除了重视“新三观”，未来区域协调发展也需要加快做好机制建设，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消除地方性区域产业壁垒和市场壁垒，推动产业要素在城市间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流动。

　　正视差距，不能人为“齐步走”

　　刘守英也强调，未来应该让要素跟着机会走，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寻找跟各地相适应的发展路径。”他说。

　　他比较担心的是，片面比较经济差距，会形成社会情绪压力和发展误导。尤其是，为了追求“齐步走”进行违背市场规律的人为干预。他分析，相对于单纯比较GDP，人均GDP更能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

　　此外，“GDP不能成为衡量区域发展综合水平的唯一尺子。”王高翔则建议，在高质量发展的大的背景下，未来应该建立更加多元，更能满足以人为核心的区域发展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财经翻译官 采写/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