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和农民生活多少有些被文艺家“遗忘”。当然这只是相对的，也是从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聚焦关注上来说的。关注农民生活命运、关注乡村生活真实状况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社会文化关注焦点怎样转移，总是会存在的。新世纪以来有关农村和农民的创作不少，但总让人觉得跟现实农村生活有些距离。

　　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三种姿态：故乡回忆式、诗意栖居式、积极介入式

　　在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现象是远距离观照当下农村。比如，付秀莹的《陌上》是一部不错的当代乡村题材小说，但作者采用了萧红《呼兰河传》式的写作方式，即在“回忆”中展开她的有关农村的叙事。在这类创作中，创作主体不是跟随着故事的现在时态往前走，而是倒入过去时态，不管他或她有没有标识出明确的回忆符号。回忆式的叙述，具有回避现实的倾向，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这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情况，与当代中国作家的使命是很不相称的。尽管从审美上来说，付秀莹和赵宏兴等人的农村题材小说，都是很不错的作品，但却给我们一种与当前农村“隔”的感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创作主体远离了当前农村的生活。

　　相比于“故乡回忆”式的农村书写，相当一部分作家即使身处乡土，也是以暂居者的心态，将乡土作为自己隐居和休闲的处所，他们只关注自己内心的恬淡闲适和诗意栖居，并不关注所处乡土周围的人和事。

　　苏州女作家叶弥是当代女作家中较多书写以农村为背景的隐逸题材的作家。在叶弥笔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重新变回沈从文时代的乡村，乡村褪去了政治运动的喧嚣，重回缓慢而唯美的叙事：“每一个村子都被树木掩藏，路上铺着干净清凉的石块，村子里河道纵横，清澈的河水从每一户人家的屋前或者屋后流过，河水里穿行着一群群小鱼，在夜里唧喋有声。”（《香炉山》）这种浪漫的乡村故事或乡村奇遇记，都没有触及乡村中的现实居住者，那些长年累月生活在此的村民，都被屏蔽于叙述之外，与“我”的情感没有发生多少瓜葛。

　　这种来自乡村暂居者视角的诗意栖居式书写还不是最多的，最常见的是“双休日乡村游记”。作家通过对短暂乡村旅游经历的记述，表达自己对恬淡乡村生活和诗情画意乡村风光的感受，通过对“不及人”的山水农庄、花花草草、风俗表演及各种农家菜的极致描摹，表达“到访者”物质上的满足感。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叶弥小说中的浪漫情节，但充满了“小资情调”，甚至有几分吃饱喝足后的矫情。在这种叙述中，创作者以旅游者的姿态走马观花，乡村生活因此就成为一种供人玩赏的景观——再破败的房屋，再蓬头垢面的乡民，在这种叙述中，都只是景观而已，甚至越是贫困落后的乡村，越为创作者津津乐道。

　　当然，也有积极介入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品。青年小说家余同友最近就创作了一系列别有韵味的中短篇农村题材小说，其中短篇小说《幸福五幕》以新世纪为时空背景，在祖孙三代对于“秘密”的守护中，写出了当代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写出了祖母对过去传统乡村生活的留恋，展示出温馨的新型伦理关系。

　　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有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的，但总体来说，这些创作存在明显的创作主体“缺席”的隔膜感，正如铁凝所言，我们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作者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对于这样的创作，她的评价是：“这样的写作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小的距离。”铁凝的论述是切中肯綮的。总之，新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固定在鲁迅和沈从文的叙述框架内及其写作经验之上。

　　创作主体建设：把自己“缝入”实实在在的农村社会关系总和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和农民在政治层面受到极大关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村都是主战场。另外，城市文学热已经持续数十年，而新时代的农村却像尚未深入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现在是文学家重新将飘移的目光投向农村的时候了。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些都值得文学家倾情书写。

　　总体上看，当前深刻反映现实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数量偏少，创作者多沉浸于过往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模式上，没有触及当下农村生活现实，大多数作品写得比较“隔”和“陌生”。对此，还是应该在创作主体身上找原因。

　　所有文艺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生活体验的成果。创作主体的站位最终将决定作家透视和切入的视角、叙述的重心以及立足的点位。这种视角、重心、点位，取决于她或他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有的叙述，作家会把自己置于情境之中；有的叙述，作家则将自己置身事外。因此，创作主体对于当前农村题材文艺创作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主体怎么样，作品就怎么样。

　　纵观新中国文学史，但凡能写出优秀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作家，无不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甚至让自己变成“农村人”。

　　赵树理是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创作，实现创作主体身份重构的典型作家。虽然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某些方面的风格，比如国民性批判，但他却未像鲁迅那样将乡村放到“记忆”里，而是将乡村置于“现实”中。相对来说，鲁迅笔下的乡土缺乏细节，一些故事是情绪化和诗化的。而赵树理立足乡土，其重心也在乡土。因为身在其中，所以赵树理作品中的乡土政治生活的细节活灵活现，农民形象的塑造也处处显示着政治分析的理性。具有赵树理式创作精神的，还有“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许多作家。柳青也是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模范作家。他在创作《创业史》之前，就曾打起包袱，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安家陕西皇甫村，甚至将户口迁到农村，在农村一住就是十四年，这才塑造出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人形象，才写出新中国农民奔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满腔热情。

　　创作主体的身份转换，带来的是主体意识的转变。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柳青创作《创业史》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创作主体的“在乡者”姿态对于创作出“在乡者”的农村题材小说是极其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量作家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迁入城市的作家，离开乡土后，很多人多年未曾回去过。他们关于乡村的记忆仍停留在他们离开时，他们只是过去“在那里”，而不是现在“在这里”。所以，如今大量的乡土叙事，都呈现为一种离乡者的写作姿态，作品内容也跟真实的农村生活产生了距离。 新时期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作家应该重新回归农村生活，将自己沉入农村现实生活深处，把自己“缝入”实实在在的农村社会关系总和之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村人”。同时，作家们应摆脱“离乡者”的感伤，建构“在乡者”的叙事立场，不再置身事外，而应置身事内，既认真思考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空心化问题，又敏锐捕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新希望。只有这样，才能不再以“离乡者”的口吻去讲述农村故事，而以“在乡者”的切实体验写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故事。

　　总之，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变成“农村人”，才能远离那些有关中国乡村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进而写出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

　　（作者：方维保，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