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乐不再为天子所垄断；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用“春秋战国”来统称这段历史，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其实，从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两种气质。

　　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乐不再为天子所垄断；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春秋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仍带有相揖并存的封建气质；而战国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则带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军国作风。春秋与战国，不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异。

　　春秋争霸，各国依然恪守周礼，如齐桓公“兴灭继绝”、晋文公“退避三舍”。公元前660年前后，北狄攻占了邢、卫都城，齐桓公打出“兴灭继绝”的旗帜，联合诸国，为邢、卫两国重建都城，重立宗庙，续嗣香火，齐桓公被拥戴为诸侯霸主。晋国公子重耳逃到楚国时，楚成王以国礼接待他，席间楚王问：如果有一天你做了晋国主，该如何报答我？重耳答：若晋楚两国交战，我必令晋军退避三舍。4年后，重耳归晋即位。果然楚攻宋，宋向晋求救，外交斡旋无果，晋文公决定出兵，晋楚两军交战，文公令军队后退三舍，相当于九十里，以兑现他当年对楚王的诺言。

　　春秋诸国会战，开战前要行礼，要等到一整套礼仪完成才开始交战，战争进程中，天子还要派观察员来对战争进行观察，并根据周礼对结果进行仲裁，这样的战争有点儿像体育竞赛。

　　春秋时期，几十辆战车会战，已是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了，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战争规模就是小菜一碟。动辄数十万大军厮杀，既不讲礼仪，也不讲礼义。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那是说给战国人听的。战国人的战争，没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厌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杀人盈城，灭他人之国，是一种崭新的欲望。新生代王者不满足于春秋霸业，认为只靠小打小闹，战争永远结束不了。要战，就要“以战去战”“以杀去杀”，就要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一统天下。

　　战国时代，黄河流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长江流域，以吴、越之战为标志，大国之间，为灭国而战，已经开了统一趋势。这种以灭国为目的战争，奏响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曲。这是战国的风尚和志向，其时代意义就是战，而且是歼灭战。

　　战争需要战士，制胜依赖计谋，战国是一个战士和策士的时代。

　　从吴越争霸，到秦始皇统一六国，256年间，战士和策士成了时代的主角和战争的主力。策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游走于各国之间，所谓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一旦被国君采用，就会富贵如王侯，黄金满堂。

　　儒家“崇德”，是春秋的代表；法家“尚力”，更适应战国的需求。法家的“力”，是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全民都成为耕战之士。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的仕途，战争就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农民可以通过战争转化为新的军功贵族。

　　于是，谁能将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战士，谁就掌握了新的历史契机。商鞅在秦国变法，用制度创造耕战之士，组成最有效的国家战争群体。

　　战士与策士共举，战力与智力并用，周礼让位于兵法，用计成了战国新文化。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