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惠水县一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因工受伤，聘请律师后，拿到180万元的赔偿款。但是律师根据双方代理合同，拿走了90万元作为律师费。12月26日，广州市司法局官方微博发布，指出如查实存在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相关法规规章、律师行业规范的规定，进行严肃处理。（12月27日 《每日经济新闻》）

　　180万工伤赔偿款，一下子被律师抽走了90万元。这位律师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质疑，普遍认为，收费太高，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此起公共事件背后风险代理收费的潜规则，也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所谓风险代理，通俗一点讲，就是律师打赢官司才收取律师费，否则，分文不收。高风险，高投入，对应着高回报，似乎也合乎常理。律师接类似的官司，前期自己要付出金钱、时间等成本，若打不赢，相当于无功而返，得不到任何回报，反而白白浪费掉各项成本支出。

　　可是，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于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民事案件，律师收费不得采取风险代理模式，胜诉抽取高额提成。显然，从法理上来看，律师签订所谓合同，收取天价风险代理费，已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国家层面之所以如此制度安排，源于这部分需要法律救济的人群，收入相对低下，抗经济风险较弱，属于弱势群体，若再从他们所获取赔偿款项中，抽取高额律师费，不仅会让这部分人难以承受，影响日常生活，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现实情况是，农民工群体大都经济收入相对较少，若一旦遇到工伤，他们极有可能付不起高额律师费。于是有些想维权又因财力不允许的农民工，就会被迫选择风险代理，这样就可以等到官司赢了后再付律师费。

　　显然，尽管工伤赔偿案件走风险代理路径，不合乎法律，但现实中，的确给不少农民工解决了燃“钱”之急，破解了维权难题。所以，笔者觉得，工伤赔偿不能总困在“风险代理制度里”，应给一个制度性出口。

　　具体点讲，不妨修改现行《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有关条款，明确工伤赔偿案件，可以走风险代理来解决。与此同时，基于农民工弱势群体收入低的情形，可以规定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15%。作为“高压线”，不可突破。当然，还可以引入律师费传付制度，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总而言之，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工打官司成本，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