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对构建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农城乡关系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早在1954年就提出包含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构想。然而，建国初期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国际环境十分恶劣，构建工业化体系的任务更加急迫，在系列约束条件下形成以粮食统购统销、城乡户籍分割、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差异财政等为表征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中，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资源要素从农业农村流向城市和工业，工农差距和城乡差异不断拉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践探索翻开城乡关系的新篇章。至20世纪末，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部分体制约束得以消除：人民公社制度于1985年退出历史舞台；经过10多年改革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于1993年底结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缩小；户籍严控制度松动，农村居民可以有条件落户城镇，农民进城务工闸门开启。不过，在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中，80年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强化，反而加剧了要素在工农城乡之间配置的失衡，“三农”问题更加突出。

　　针对难以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在财政上实行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措施，但农村金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的非农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以工统农”“以城统乡”制度的路径依赖难以摆脱，工农城乡差距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重塑工农城乡关系。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近10年来，国家致力于协调推进城镇化和乡村建设，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质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构转型

　　由于结构惰性、经济社会体量巨大、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等原因，重塑工农城乡结构任重道远。此次全会再次强调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对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出更加全面的要求，不仅重视构建手段、过程和目标的有机统一，而且昭示全局性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构转型取向。

　　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决不是“城强乡弱”“工强农弱”，而是要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聚集更多工业和城市资源，精准投向农业农村，加快乡村“补短板”“强弱项”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重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工农产品不同，但工农产业相融、互促互惠。城乡功能各异，但城乡价值互补、互利共生。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求彻底破除工业至上和城市中心主义思维，消除“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工农城乡之间的平等地位，统筹布局城乡发展的功能区域，有机连接工农产业，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走向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我国是14亿多人口的大国，2019年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4%，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个百分点。这表明工农业提质增效的时间紧迫、城乡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繁重。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工程，其目标是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让全体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工农城乡的共同繁荣。

　　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关键

　　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农城乡关系不断趋向协调和繁荣的演进过程，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关键在于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一是着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汇聚全社会支农兴农力量，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创新现代农业体系，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高质量振兴。

　　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三是健全城乡协调发展机制。构建有利于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治理体系，实现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尽快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