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新发展格局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0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论坛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承办。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高松，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广州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郭德焱主持。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执行主任麦均洪出席会议。曾伟玉在致辞中强调，新发展格局既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也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既对我国改革发展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也对学术界研究与智库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文杰

　　以新发展格局应对国际新挑战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如何理解这个大变局？我认为，在这场大变局中，一大变量因素是中美关系。因此，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首先要正确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当前中美矛盾主要是美国内部问题的反应。而美国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进而影响国际环境。

　　其次，要正确认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并不是“内卷化”，特别是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依靠外向型经济成长起来的区域来说，还是要以外循环为主，鼓励外向型企业走出去，同时吸引国际资本、卓越人才和高端技术留下来。

　　“十四五”下一步怎么走？我们自己不能封闭起来，还是要继续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是解决中美矛盾最有效的武器。

　　具体来说，要从数量型经济发展转向质量型经济发展，不能光注重零关税、传统的贸易投资，更重要的是看到标准。另外，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闭政策，我们也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实现单边开放政策，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

　　在具体落实上，一是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福建、海南等省份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联点。二是建议长三角和珠三角要做成地域嵌入性的世界性平台，对标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以“单边开放”的态度和抱负，参与到全球性的经济竞争中去。

　　绝不重新走向封闭，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继续崛起，这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今天，在未来，这句话都是真理。

　　打通构建“双循环”的堵点淤点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循环起来。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主要环节上的“堵点淤点”。能否打通这些堵点，像对外开放一样开放国内市场，达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互促进，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决定能否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和难点。

　　但要打通堵点，当前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一是如何把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二是如何进一步扩大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及其消费能力。三是如何摆脱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对此，我有四点建议：

　　一是不能把两个循环割裂开来，中国依然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畅通“外循环”。高水平的开放还是关键，只有通过利用国际市场才能够获得我们稀缺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当外循环越通畅，内循环就越有质量、越有效益，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二是畅通内循环要从消费入手。对中低收入群体，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影响下的困难。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下来，市场需求才有保障，经济才能复苏。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要借助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城市群、都市圈，由此带动大量居民住宅、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拉动消费、投资。

　　三是在核心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其中，在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同时，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这也是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可能性影响的有效方式。目前，通过国际合作仍然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四是应进一步发挥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基建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疫情期间，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催生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的活力与韧性，让中国经济在巨大的挑战面前走出了新气象。

　　共同打造优质制度供给高地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研究员

　　当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演化。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三个货币体系，应该成为集成优势——既可以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经验变成制度优势，也可以把香港、澳门积累的国际经验变为优势。在新的开放布局中，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优势。

　　但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真正落实落地，必须要从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应对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中美关系尚未明朗的情况下，谁的制度最优，谁才能赢得未来。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怎么样才能形成制度集成优势呢？我认为要从四个层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创新。

　　第一，内地应向港澳已经积累的制度规则的优势对接，比如先进的标准、规则、人才、居住环境、税收、现代商务制度等。

　　第二，内地已经创造的先进标准规则，港澳则要向内地对接和衔接，形成三地的集成优势。

　　第三，粤港澳三地共同对接国际最优的制度、标准与规则。香港向内地衔接对接，也是和内地创造的最先进的标准、规则形成共同优势。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要面向未来，面向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科技革命、新的信息革命、新的数字化经济转型，对于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若干未知的领域，或者已知但规则和制度还处于空白的领域，要共同创造和填补标准和规则。

　　总之，粤港澳三地应共同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人才高地、知识高地、先进制造业高地、高质量发展高地，更重要的是变成制度创新高地、优质制度供给高地，粤港澳大湾区才能真正在国家战略这盘大棋上发挥更大作用。

　　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优势

　　高国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列为国家战略之后，海内外持续关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也在不断研究和深化，立足新发展格局和国土空间新格局，可从两个方面来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优势。

　　一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这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核心和关键。其中，要重视产业链的安全，防止断裂，防止“卡脖子”技术工艺的大面积蔓延，特别是在强调引进国际国内跨国大型企业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自身关联配套产业企业的崛起和聚集。要形成一种根植性或嵌入式的产业体系，避免形成产业孤岛或企业飞地，以免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走不稳、走不远。

　　同时，应该要细细梳理粤港澳大湾区里全球性的产业链，不能再笼统地提产业链产业集群发展，一定要下沉几个层次，要做产业、行业、产品、技术、工艺的落地下沉和细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梳理出或培育出一批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又真正能够体现粤港澳大湾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此外，一定要考虑粤港澳大湾区里的不同城市的特色，一定要在着力打造自己的产业地标上下功夫、探索。

　　二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圈样板。都市圈的发展进一步可以划分为四个圈：轨道交通圈、就业通勤圈、产业协作圈和品质生活圈。围绕着这四个圈，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都可以超前谋划、布局、储备相关的重大项目，可以及时跟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规划进行对接，进一步使都市圈这个新的形态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里先行、落到实处。同时，还要打通都市圈和周边之间，都市圈和更远的地区之间的联通。在通道上、产业链上，在一些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机制上、模式上、路径上，要进一步多元化、灵活化，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广阔腹地、用地和市场空间支撑。所以在未来特别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要抢先抓住机遇。

　　大湾区建设的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进入下一阶段，未来发展要突出新阶段、新理念和新格局。

　　从新阶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提出到规划落地，转眼间四年就过去了，总结好过去的成绩与经验，才能更好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要意识到，大湾区建设若要成功，一定是合作大于竞争，要进一步转变意识，不能再抱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

　　从新理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做好创新发展规划、协调发展规划、绿色发展规划、开放发展规划、共享发展规划。

　　从新格局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关注怎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包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融合的问题。其中，粤港澳的建设涉及三地，可以在体制机制方面学习借鉴欧盟的经验，比如说四大自由流通（商品、资本、劳务、人员），但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真正的四大自由流通还有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需要克服。

　　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中，与技术创新相比，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更为重要。制度不创新，技术很难创新。同样，标准引领也很重要，大湾区的建设离不开标准意识的统一。比如数字企业认证的标准等。大湾区要有国际标准意识，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意识就可以在ISO上申请一个标准委员会，真正去打造标准，用标准来引领各种平台的建设。

　　城市品质提升与城市产业转型

　　胡军 暨南大学原校长、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广州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宏观背景和发展形势下，如何站在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高度，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核心引擎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推进城市品质和产业转型同频共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广州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育先机的现实选择。

　　一是以激发实体经济创新和提升“亩均绩效”作为导向，推动城市品质更新。一方面，围绕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部署创新链，建设自主可控的立体化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构建涵盖本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链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支撑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亩均绩效”指标，引导要素配置体制性障碍的深度矫正。推动城市以提升“亩均绩效”为导向优化产业空间的利用，科学控制用地规模，构建清晰可执行的“亩均效益”指标体系和评价管理机制，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集约式发展，优化用地结构，以土地高效集约利用为关键点，释放更大的城市空间，焕发城市活力和潜力。

　　二是以城市更新和功能疏解促进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做优，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能级。完善常态化城市更新工作体系，推动城市更新与城市功能升级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角度，厘清需强化和需疏解的城市功能清单，有序调整非核心功能存量。对中心城区置换出来的空间，要加大高端服务业和新业态与新模式的导入，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能级。

　　建设城市大脑，赋能城市发展

　　张振刚 华南理工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科技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开端。一方面，在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时代，经济和社会将会以更加高质量的形态发展。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还将赋能场景研究，促进产业发展。目前，广州正在推进100个场景开发试点项目，探索新兴产业的发展新模式。广州场景实验将对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市场化、商业化、大规模化推广提供一个基础性的验证和预见。

　　然而，广州要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实现汇聚高端要素，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还需要建立先进的智慧城市大脑，提高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与精准化、多元化的服务水平，为城市发展赋能。

　　一是通过智慧城市大脑建设，增强城市综合的治理能力。广州已经成立了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统筹、规划、促进城市大脑的数据融通。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要打造数字孪生城市，通过传感器联通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实时呈现城市的运行状态，准确预测城市发展趋势，辅助决策资源的科学高效配置，提高城市的安全和应急治理能力。

　　二是通过智慧城市大脑建设，构建城市准确化、精细化和丰富化服务体系，增强城市的综合服务水平，从而建设生活、生产、生态协调发展，创新、创业和创造条件优越，共创、共生、共赢环境良好的城市发展生态，使得城市更加丰富、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环保。

　　三是通过智慧城市大脑的建设，营造良好城市环境，促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吸引高端人才汇聚广州，吸收高端创新资源汇聚广州，将把广州建设成为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活力之城、智慧之城、场景之城、宜居之城，全方面地为广州高质量发展赋能。

　　对接国际体系建设高标准统一大市场

　　张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一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有着中国最旺盛需求、最活跃的交易和生产，另一方面却又是全球分割复杂的区域市场：商品流动存在着多个关境、货币和标准体系的分割；人员与资本流动都受到严格管制，执业资格互认推动缓慢；在土地、数据、知识产权交易等方面，内地还面临立法、确权、市场不发达、服务机构欠缺等多种制约。

　　一边是与世界经济高度一体的港澳市场，另一边是具有“世界工厂”地位的珠三角，市场内在融合的动力极强。对接国际体系建设高标准的统一大市场，是破解大湾区内部制度分割、促进内外两个市场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大湾区发展潜能的关键。

　　一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变革。必须依靠深入推进制度性变革，重点突破方向有二：一是以深圳为试点示范，研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具体路径，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二是研究探索大湾区自由贸易港的突破口。

　　二要建设通畅有序的要素市场。一方面，要建立支持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环境，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关键障碍。另一方面，发展健全要素交易和定价的市场平台，完善要素市场的规则、服务与监管。三是要推动各类要素交易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形成发展。

　　三要激发内部消费潜能。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运行有赖强大的消费潜能开发。首先是降低关税、扩大进口，提升大湾区市场能级。其次是解决居民支出结构问题，增加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覆盖率。一方面要靠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则对公共资源的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政府需要加大廉租房建设、教育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以改善居民的支出结构。

　　打造大湾区融合型科技创新体系

　　丁焕峰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融合型科技创新体系的最重要特征是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等部门紧密融合。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基本形成融合型科技创新体系，这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未来，要进一步以融合型科技创新体系催生大湾区新发展动能。我有以下建议：

　　一是重视基础研究。充分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比如，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必须利用港澳和广州的基础研究优势，协同合作。

　　二是进一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大力完善创新创业育成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

　　三是提升创新创业氛围和完善商业基础设施。一方面，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另一方面，完善协助创新企业发展的专业机构网络和产业组织生态。完善商业基础设施及其所提供的高质量服务，是企业创新创业增值和成功的重要支撑。

　　四是重视创新治理，融合型科技创新体系需要粤港澳三地的创新认同，加速创新资源跨境流通，利用大数据条件智慧管理。

　　五是完善以风险投资为主的金融服务体系。与银行信贷、债券和股票市场相比，风险投资更适合于成长初期的企业。发展风险投资对支持小微企业、鼓励创新创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要加快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方式，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