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无锡火车站，管理者对老人机、没有微信、无手机或者手机没电的游客，即无法出示健康码的游客，开辟了一条专门的通道。这张图片被传到网上后，获得了近20万的点赞。（10月8日 澎湃新闻）

　　今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常态化防控的形式下，健康码成为了我们最简单有力的“通行证”。但是容易忽略的是，上述话语都离不开一个前提：这个“我们”，是指能接触到并能够熟练运用新科技的人，而不是全部人。作为健康码的受益者，“我们”很少会考虑到在无处不用健康码的今天，那些没有健康码的人该怎么办？

　　人是健忘的，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今年8月，在哈尔滨便出现过老人乘坐公交车时因无法出示健康码而被司机拒载、被同车人恶语相向的事情。最终，这个老人也没有乘上这辆公交车，而是被前来的民警带离。

　　可以预料，类似的事情不在少数。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亿。根据这个数据反推，我国现在不能上网的人还有将近5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之所以会有人产生类似“这只是个例”的感觉，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今天是个网络社会，谁能上网发声，谁就能掌握话语权。而这五亿人连网络都接触不到，当他们有不满时，他们又到何处诉说？我们又如何听到呢？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想将矛头对准健康码。科技本身是中性，它最终呈现出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使用者。这五亿人无法出行的真正原因，不是没有健康码，而是社会治理者并没有为无法出示健康码的人群提供一种替代可行的方法。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科技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靠的也不是给五亿人每人发一部手机、教会他们怎么上网，而是应该像无锡火车站所做的那样，制定更加弹性化的管理政策。毕竟，科技的发展是加速往前、势不可挡的，但社会治理者是可以放慢脚步去留心社会中的每一类人群，给予在科技浪潮中“掉队”者以充分的关怀。这才是一个社会该有的温度。

　　当年，马丁·路德·金为争取种族平等而写下《我有一个梦想》；而在新冠疫情尚未结束的今天，笔者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无法出示健康码的人不再会被同行人恶语相向；我梦想有一天，“无健康码通道”不止在无锡火车站出现；我梦想有一天，有健康码的人和没有健康码的人能拥有同等的出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