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循环起来，而不在于内或外。只要能正常地循环起来，国民经济就会平衡稳定地向前发展，至于资源要素和产出是在国内市场实现，还是在国际市场实现，那是企业按照市场的原则所进行的自主抉择。

　　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最重视的问题之一是资本的再生产循环过程，他认为在生产过程最容易出现断裂或堵塞的环节，就是“商品—货币”的实现阶段，这是资本的“惊险的一跃”。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如果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市场实现问题的障碍不破除，那么就会出现诸多堵点。打通我国经济双循环的任督二脉，直接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确立。从实践经验看，关键在于打通供给、需求、机制和市场一体化等四个方面的堵点。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通供给堵点

　　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供给方面的堵点。我国在全球不仅经济体量规模巨大，而且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但是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供给处于瓶颈或卡脖子状态，大到现代科研仪器设备、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的发动机，小到圆珠笔芯的滚球、高铁的螺丝钉、电子芯片等，大都被发达国家企业垄断，构成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这是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给方的障碍。

　　打通科技创新能力供给方面的堵点，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具体来说，一是要长期坚持和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基础研究要提倡好奇和兴趣驱动，要有历史的耐心，戒除评价体系上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倾向，同时要形成政府资金为主、社会多渠道参与的投入机制。二是要改善和优化创新人才培育的生态氛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源泉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我国拥有庞大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为什么世界原创技术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缺少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脱颖而出的生态氛围，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按照科研活动自身的规律行事已成为培养造就一批世界顶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三是以市场为基础，完善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绝大多数有关经济、社会、民生的现实问题，都要以市场为基础，选择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如农业的种子，工业方面的芯片，健康方面的生物医药等。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上，也要以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形式的市场主体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向企业集聚。

　　提高生产率打通需求堵点

　　以提高生产率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需求方面的堵点。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链接点在于内需。只有具有强大的内需市场，才能把世界的供给中心（生产能力提供者）转化为世界的需求中心，把客场全球化转化为主场全球化，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并顺畅地实现循环过程。中国经济总规模虽然名列世界前茅，但总体上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本格局。鉴于此，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现在还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水平，最直接的途径是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分配的比重，但是根本的途径还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按照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适当大于平均工资上升幅度的原则来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才能在所创造的财富不被分光吃尽，才能使财富总盘子增加的前提下，达到真正的富民目的，否则居民收入的增长就难以有扎实的基础，也很难持续下去。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中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也只能是技术进步、机器劳动替代人类劳动、鼓励劳动者积极性提高、改善经济体制等。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人口红利急需要转换为人才和知识红利，因此增加社会财富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加大知识投入，加大机器使用等形式来提升生产率。另外，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水平，在居民人均收入不变的前提下，还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更多地承担政府调节职能的途径来实现。政府为居民承担的基本住宅、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越多，除了能增加劳动者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励其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外，还能垫高居民消费支出的“护城河”，从而增加居民消费的安全感，强迫储蓄的比重自然降低、消费比重得以自然提高。

　　深化结构调整打通机制堵点

　　以结构调整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机制方面的堵点。结构不均衡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稳定运行，这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的主要依据。例如，从所有制结构看，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并不均等，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高低门”等进入障碍，如果不运用《竞争法》破除一切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壁垒和政策歧视，那么中国市场上最有活力的这个市场主体就无法正常地在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再如，从地区经济结构看，过去按照地区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定政策的办法，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洼地效应”，是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开放歧视和不均衡现象的根源，由此影响统一、竞争、开放、有序市场的建设。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按地区公平的原则推进政策实施过程，平等一切区域间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的差异。还有，分配结构不均衡则会直接导致双循环的机制性堵塞。在一个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边际倾向很低，低收入者没钱消费，即使这个社会人均收入很高，也达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因此降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让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形成并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就是一种最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安排，也是最优的社会结构。就初次分配而言，值得注意的一是财富在国内居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GDP中外资拿得多，自然本国居民就会拿得少。依靠吸收外资来发展经济的地方，如江苏苏南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分配失衡的问题。二是财富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比例。资本所有者拿多了，劳动者的收入和需求就受到严重抑制。因此不让劳动者分享发展利益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走得长远的。就再分配而言，目前其结构失衡影响双循环的主要表现是：一是收入和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失衡。政府和企业从国民收入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拿得就少了。这是聚焦富民战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导的社会结构的软肋。二是财富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失衡。现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而虚拟经济过火，金融、房地产部门在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诱导资源和要素过多投入到虚拟经济部门，这是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内在根本原因。

　　加大对内开放打通市场一体化堵点

　　以加大对内开放为突破口，打通双循环市场一体化方面的堵点。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让中国的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使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在主场市场进行，关键的问题还在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使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互衔接和均衡。

　　为了推动开放发展，目前中国开放战略的思路面临着重大转换，即要从过去强调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现在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亚于对外开放，进一步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过去我们用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选择。如，为了适应WTO的规则，我们不得不进行企业体制、税收体制、外贸体制、补贴制度以及审批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给企业在市场上以更多的自由选择，使政府的做事规则更接近国际惯例的要求。但也应该看到，仅仅开放国门，对旧体制的冲击还是有限的，很多实质性的东西，最终需要有内部的动力来推动变革，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化配置等等，涉及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彻底重组。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税费、降低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都涉及对政府职能的改革和权力的再配置，关系到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国内的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就不能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育，市场组织、个人和社会机构缺少成长的空间，市场工具就没有运用的条件，市场机制也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计划和行政机制。我们强调双向循环要对内开放，就是强调要对本国公民的开放，要把政府机构为民众包办的一系列经济事务的选择权赋予个人和家庭，让其自由选择、自我发展。从开放的内容看，对内开放就是要破除一切被行政权力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

　　（作者系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