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开山炮的巨响仿佛还在耳畔回响，邓小平同志“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振聋发聩的判断还在心中荡漾，中国经济特区已走过了40个艰辛曲折然而充满奇迹与辉煌的历程。作为中国最典型、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成长的历史，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岁月，同时还是一个转型国家社会制度变迁与发展道路的探索轨迹，以及一个民族寻求富裕的奋斗历程。

　　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如果说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担当与使命，那么创建经济特区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为实践这一伟大探寻的伟大创造。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道路形成的角度来看，给予经济特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特区的创建，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就没有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没有经济特区实践，就无所谓中国道路的探索；没有经济特区示范与引领，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积累；没有经济特区的拓展与创新，就没有实现中国梦的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力量。

　　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经济特区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实施特殊政策的地方，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经济特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同时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征程。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佳路径选择。以深圳为代表的典型经济特区的辉煌成就，使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的“回流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都以“中国式”的作用机制“非经典”地展现出来，并诠释着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从典型经验特区到广义经济特区，再到经济特区拓展形式的自贸区、大湾区的建立与形成，是“梯度发展”与“反梯度发展”有机结合的结果，更是制度变迁的收获。这一制度变迁的轨迹既反映了经济特区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又构成了其中的理论机理。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主要经验

　　作为中国最典型、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不仅以其自身的成长、发展与辉煌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而且更以其“先行先试”的率先改革形成了自身率先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制度财富与资本，同时也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

　　第一，选择并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以优惠政策和立法形式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于1978年，最早的经济特区建立于1980年8月26日。1992年深圳就已经是一个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深圳鼓励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和相关立法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其一税收优惠，其二贷款优惠。目前，深圳的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3%，占全市企业总数的84.7%，占全市GDP和企业上缴税的近60%以上，深圳民营企业中诞生了4个世界500强，20多个中国500强，主营收入超百亿企业60余家，产生了一大批如华为、腾讯、万科、比亚迪、中兴通讯等优秀民营企业，可谓名副其实的深圳经济的生力军。深圳经验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好中国。

　　第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提升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能力，从而降低改革的时间成本。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从“开放”开始的。首先是引进外资，改革开放前30年里，来自香港的投资占外资的80%以上。与引进外资同时的是生活日用品的进口，生活日用品的进口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文化带入了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从逻辑和现实来看，经历了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渡与演进。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转变，关键在于契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制度环境的构建。比如，从单纯提供优惠政策，转向提供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便捷、可预期的制度——文化环境，从而降低中外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第三，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给每一个公民选择的权利与自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而对生产力的解放的实质就是对人和人性的解放。社会经济的主体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而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人本身。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能够自由流动的、从土地中解放岀来的农民工大军，就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创造者。如深圳两千万人口，户籍人口只有五百多万，四分之三的外来人口构成了城市的建设者大军。正是对人，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解放和选择权利的给予，中国才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深圳连续28年以8%以上的增长率发展），并以自身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

　　第四，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构建“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社会格局。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反映出“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力、号召力与集中稀缺资源干大事的效率。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展示了“举国体制”的魅力，更彰显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力量和小政府的大力量。

　　中国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既是社会改革的直接倡导者与发起者，又是社会改革的实施者。分析来看，这种社会改革能以举国之力高效实现发展目标，且渐进式改革以经济改革为切入点，使人民很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从而支持改革。此外，渐进式改革为旧体制在一定时期内保留了存在的空间，从而避免了改革的过大风险与社会根本性动荡，保证了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而改革的过程实质是用政府的权力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过程，所以政府的自我革命勇气和学习型政府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保障。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要逐步从传统体制下的强权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再走向授权型政府。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包括制度、法律在内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政府所营造的法制、宽松、自由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是能创造价值的制度性资本。强大的国家与发达的市场作为结果，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但它的实现过程一定是由服务型政府走向授权型政府的转变过程。

　　第五，以要素禀赋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型，让创新成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深圳经济特区的起步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最廉价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则是资本与技术。然而，当深圳经济踏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时，一方面，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一同提高；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先天不足的约束很快显现出来，并引起决策者们的切实关注。从以“三来一补”起家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深圳不失时机地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9年深圳就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生产结构，其代表就是一年一度的“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目前已举办了20年。据《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地区以4.1万项国际专利数排名全球第二，而深圳新兴战略性产业收入已占全市GDP的近60%。

　　创新不仅可以让一个社会拥有更多的财富与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改善一国的贸易结构，不仅可以用减少资源消耗的方式创造价值，不仅可以为人类自身创造难以置信的美好生活和神奇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它将改变人们的观念，并以观念的力量改变社会。从长远来看，创新给人类带来的文化和观念的收获甚至高于创新所创造的财富与产值。

　　第六，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宽容失败，营造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

　　4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那么解放思想则是实现这一路径的前提与保障。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理念变成了现实；没有敢于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而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现实又为敢于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而包容的制度空间；没有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与展现又为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环境注入新鲜的活力与创造力。从深圳涌现出许多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极具影响力的口号与理念，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

　　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能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实践证明，真正创造财富与价值的不是资本与技术本身，而是能够使资本与技术创造价值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与技术才能成为创造财富的财富。就此而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与技术的胜利，甚至也不是资源的胜利，而是观念与制度的成功。正如深圳经济特区不仅仅属于深圳，而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中国奇迹的典型代表、中国道路成功的缩影一样，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也不仅仅属于深圳。它不仅印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

　　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对经济特区4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正是为了行稳而致远的思考与探寻。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