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围绕如何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在哪里等问题，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近日举办的“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研讨会，展开有针对性的讨论。

　　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一直步履蹒跚，加之今年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全球经济大幅缩水，我国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总量在未来四五年，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已属乐观估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显然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国际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我国面临的外循环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还来自于关键产品技术的进口。毕吉耀认为，要使得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不落后于他人，不能如过去一样依赖外界，要更多地立足于自主创新。

　　从国内来看，中国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过十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中寻求新的平衡。

　　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赵昌文认为，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体系，而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是有内在统一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同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三个问题，即实体部门内部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与其他部分之间不畅通，还要解决国际国内循环受阻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更好地将“双循环”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战略和实践，需要做好三方面统筹：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筹，要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来带动供给结构升级，从而引领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二是物质财富生产与服务消费的统筹，要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纵深发展，也要提高服务业质量，优化服务结构，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三是国内与国际的统筹，要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寻找高附加值环节，也要重视安全可控，把握核心部件技术，发展多元化来源，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好效益。

　　可从三方面布局构建“双循环”格局

　　首先，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实现“开放+自立”。

　　第一，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必须首先保障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

　　第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赵昌文表示，目前中国的状态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是“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

　　其次，吸引消费和人才回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第一，降低GDP增长对外依存度，扩大内需。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达到17.4%，居世界首位。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应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毕吉耀表示，扩大内需需要相关政策进行支持。

　　第二，促进消费增长及消费回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支持消费增长应从几方面入手：一是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尽量降低储蓄率。过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老百姓对经济预期的不乐观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这是长期的问题；二是维持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消费需求需要由收入来支撑，这就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得要素的回报和市场价值相匹配；三是加快市场化进程。如果将来能推进城市化，那么在未来30年，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将远超老龄化对消费的遏制作用；四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境外消费的回流，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疫情期间，国内老百姓不敢外出，但在疫情防控的“定心丸”之下，他们仍然愿意在国内消费。如果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能够突破，顺势推出如海南自贸港一类的免税举措，消费回流就会随之顺势发生。7月份，海南的免税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长龙不断，其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240%。可以说，中国国内免税旅游店的蓬勃发展，为消费回流、消费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持。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挖掘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要打开国门搞建设，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应体现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稳出口”和“扩进口”相结合，要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

　　第四，新基建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新基建在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非常明显。此外，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

　　第五，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目前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实体经济。从更有效促进国内循环效率角度，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这个过程可以充分运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最后，主动扩大开放，加强地区间合作。

　　第一，实行中性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余永定认为，政府部门应尽快取消现行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

　　第二，改革教育科研及相关政策体系，培养并吸引更多人才。对于有限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调整，如大学应该鼓励创新，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还应该加强职业教育。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指出，目前，美国对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这些人很可能无法继续在美获得良好的研究环境，我们应该出台优惠的政策将这些人才吸引回来，为中国发展做贡献。

　　第三，要考虑继续发挥香港的作用。刘利刚认为，改革开放后，香港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未来可能会有很多中概股要从美国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选还是香港市场。另外，在外循环当中，外汇投资的结构也要调整，香港同样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在战略布局中，应当考虑加强与东盟国家在产业链和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指出，IMF最近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下降4.9%，而东盟国家仅下降2.0%，明年东盟国家的GDP增长目标是6.2%，这是一个较高的数字，因此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