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促进产业间配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凸显。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与实现方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中，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又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

　　把握深刻内涵聚焦“两业融合”重点领域

　　近些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先进制造业既包括新技术、新模式应用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创新业态，又包括许多遵循新发展理念实现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由传统服务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和经营模式更新而形成的现代服务业。

　　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其核心特征都是技术引领下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涵盖了新技术应用下的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2019年，15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两业融合”的重点领域，涉及原材料工业、消费品制造、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互联网+”、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新能源生产使用、重点消费服务、金融服务等产业。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多方面深度融合

　　我国正处在产业深度融合与调整的战略变革时期，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体现这一变革的核心内容，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先进制造业的繁荣发展，均需要强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支撑。基于专业化分工、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等角度的综合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先进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中间投入要素、生产支撑要素和价值延伸要素。

　　二是“两业融合”正在改变传统产业边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制造业之间存在越来越多的功能延伸，传统产业的原有边界变得愈发模糊。一方面，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向以客户需求和产品服务系统为导向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另一方面，服务业制造化的现象也逐步显现，服务企业凭借其研发设计、物流网络、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其在产业链高端的控制力，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领域，发展起了自身的或为其服务的制造业务。受此影响，许多新业态不断涌现。

　　三是创新应用下的“两业融合”成为传统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特定发展阶段和一定区域范围内，传统产业园区在资源配置效率、就业与收入、综合吸引力、经营成本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历过数量与规模的积累，许多传统产业园区的局限逐渐显现。在新技术应用与平台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发展“两业融合”，可实现传统产业园区内部的提质增效，成为跨区域的传统产业园区之间实现协同配合的主要选择方向。

　　四是生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现代需求也会传递到制造业领域。例如，尽管旅游消费有着较强的服务属性，但与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密切相关，现代旅游服务的配套问题，仍然离不开实体产品制造的支持与配合，现代旅游装备、特色旅游商品、新技术娱乐体验设备等都需要配套的研发、制造与营销管理。

　　精准解决“两业融合”中的困难

　　尽管中国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创新应用程度、区域差异、配套政策、融合主体和人才支撑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第一，研判创新应用趋势，拓展融合空间。政府和企业对“两业融合”的认识不断增强，但在具体发展中，适应新发展趋势和面对长远竞争的改革力度有待加强。因此应积极研判创新应用的发展趋势，明确技术创新应用为代表的先进性和现代化发展方向，充分重视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应用实践，不断挖掘在技术落地、商业模式、生产组织、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内容与经验，鼓励和拓展“两业融合”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强化产业链各环节的衔接配合与资源配置上的相互支撑，努力提升整体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做好区域发展规划，协调发展关系。各地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各自为政的产业引导情况普遍存在。应结合各地的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特征，重点分析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情况，推动区域分工协作，提升“两业融合”方面的区域整合能力。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资源整合、产业链拓展和服务功能辐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改善服务工作机制，构建精准扶持“政策工具箱”。在传统的部门分工面前，“两业融合”带来的许多边界性新问题导致服务与监管上出现责任推诿与矛盾重叠并存的现象，影响了企业解决困难的进度。因此需要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捋顺工作流程，建立高效协同、共扶同创的工作机制。放宽市场准入，避免过度干预，构建支持产业融合的宽松政策环境。在财税政策、引导基金、用工用地、标准建设、规划协调等方面精准发力，构建有利于融合发展的“政策工具箱”。

　　第四，培育融合发展主体，激活企业创新发展活力。尽管我国已形成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有融合意识和能力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在融合发展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仍然欠缺；中小微融合型企业成长缓慢，专精特新类企业的融合发展活力受到限制。因此，应强化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的引领和支撑效应；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和培养力度，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支持企业通过行业协会、企业联盟、协作配套等方式开展业务上的合作与融合。

　　第五，培育融合人才体系，放大人才资本效能。当前，我国能够适应“两业融合”发展需要的人才供给总量仍显不足，同时存在融合型人才区域不平衡的现象。因此，应加大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市场为导向，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及专业培训机构定向培养“两业融合”发展紧缺的各类人才。鼓励地方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优化人才发展战略，制定对接需求的优惠政策。在吸引力较弱、引人留人困难的地区，多加重视对本地年轻人的培训、培养与扶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市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