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5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引用中国古代先贤的名言“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强调国际社会只有找准病灶，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世界经济问题。习近平主席为世界经济的把脉以及为此所提出的诊疗方案，同样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防控提供了思想资源。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闪耀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光芒。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北宋名臣欧阳修应诏给宋仁宗写了一篇奏疏《准诏言事上书》。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三弊，以及“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任之臣”五事。针对五事中的“财用”一项，欧阳修提出了一项为后世为政者所珍视的政治原则，即“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欧阳修对仁宗剖析道：“今天下财用困乏，其弊安在？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亦即，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是冗兵、冗费，欧阳修从而为化解问题开出了切中时弊的“药方”。后世流传的欧阳修奏疏诗文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也透露出其崇高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仁民爱物的家国情怀。

　　这些思想不是故纸堆里的迂腐之言，而是“常维新”的政治智慧。法国近代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欧阳修提出的“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这一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正是属于此类政治智慧。这一原则揭示了现象与本质、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成为后世为政者所推崇的原则。习近平主席用此典故，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而且为全球治理以及当前令世界各国闻之色变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对各国民众的生命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世界经济乃至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至今依然没有出现被控制或者减弱的趋势。当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疫情而举国动员、共克时艰时，美国政府决策者对疫情麻痹大意，认为“新冠肺炎不过是一种大号流感”，既误导了美国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方向，也误导了世界多国领导人。

　　美国的麻痹大意以及错误应对举措，不仅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控工作增加了难度，而且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说疫情是一场天灾，那么应对疫情不力则是人祸。人祸恶化、放大了天灾的负面后果。截至3月下旬，当中国基本控制疫情的时候，美国却逐步陷入疫情肆虐的境地。当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率和遇难数已远高于中国。这样一种强烈对比难免让某些美国政客产生不平衡、不正常的心态。白宫当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举止失常、一错再错，在初期应对疫情不力导致疫情蔓延之后，继而又玩起了“甩锅”的把戏。

　　“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和“下三滥”的甩锅把戏，无助于从根源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危害，反而会扰乱各国集中精力迎战这场灾祸。欧阳修“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的名言，在千年之后依然可以成为照耀人类前进的灯塔，成为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解题思路。事实上，科学家和医学家早已给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正确思路。只要不抱政治偏见，尊重科学规律，携手抗击疫情，人类可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谌园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