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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森: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

2020年06月09日 06:55   来源:深圳特区报   海舟

 

  提要

  瑞典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正是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犹如找到一把解剖市场经济的手术刀,从而透彻地研究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让人们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本质,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解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秘密。

  A

  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

  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实力如何,直接决定着该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位置。而企业家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核心力量,企业家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企业家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企业和企业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学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Oliver E.Williamson)于当地时间5月21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7岁。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瑞典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是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科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威廉姆森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

  威廉姆森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于经济理论研究展现出很大的兴趣与才华,他最早想成为一名律师。1958年,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的哲学博士学位,当他学了以保罗·萨缪尔森的著作为教材的经济学课程后,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地选修了诸如肯尼思·阿罗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课程。1963年,威廉姆森获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和价格应用理论。他的第一篇论文《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他的第一本专著《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都是关于工业组织的。1970年,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时,需要他开设一门组织理论的课程,这件事成了他转向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原因。没想到,他就是在这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佼佼者。

  B

  他开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企业组织理论与交易费用研究

  正如科斯所说,“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威廉姆森研究的一个起点与约翰· 康芒斯1935年的《制度经济学》有关。以往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商品和价格,而少关注交易。是康芒斯明确了 “交易”一般化、概念化的工作,他把 “交易”和“生产”这个概念相对应,指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他进一步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认为,这三种职能上相互依存的交易,共同构成我们称作“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个组织。

  当然,对康芒斯影响最大的是科斯。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1937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既然个体生产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合作,为什么还会存在企业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为此,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所谓交易费用,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需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随后,科斯发表于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进一步把外部性问题和交易费用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即若交易费用为零,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是完全有效的。

  可是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一定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吗?是否存在着更有效的方式呢?肯尼思·阿罗在1969年发表了《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当市场失效时,取而代之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什么。从传统的观点考虑,此时的主体是政府,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方法是计划。因此,往往陷入是市场还是计划这个古典的争论。肯尼思·阿罗指出,克服市场失败的主体,不一定只限于政府,一般地可以说是“组织”,所谓组织是在价格体系难以顺利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为体现集团行动的优点而采取的手段。企业、工会、大学、政府等都是组织,在价格体系或市场不能适当发挥作用的领域中,这些组织可以进行资源配置。

  正是在这些前人著名理论的启发下,威廉姆森开创了他的研究领域——企业组织理论与交易费用研究。

  C

  人的机会主义是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的关键因素

  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是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既而探索性地提出了什么样的交易选择市场,什么时候选择企业组织什么时候选择政府。

  那么,到底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威廉姆森认为是人的机会主义。

  经济学一般认为,人是理性的,是自私的并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人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使损人利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节制。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人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市场效率,从而使交易费用提高。他认为,一切足以引起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其他因素都是通过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具体转化为交易费用的上升。

  另外,还有不确定性。市场复杂多变,要达成一项交易,存在无数的多变因子,其中,只要有一个没有克服,交易就难以达成,影响交易契约的执行。无论如何将契约写得全面,但终究难以做到滴水不漏,总会给机会主义留下可乘之机。而且交易越复杂,谈判及其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化,交易费用就越高,市场达成协议的效率就越低,甚至无法交易。这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使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

  此外,小数目条件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主体之间的依赖性不大,可是,如果市场上角色的数目很小时,那么,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就会增大,当市场是垄断时,依赖寡头和垄断的另一方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市场交易费用将会十分高昂。

  威廉姆森还提出了专用性资产的因素,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使用日益专一的生产要素。资产的专用性有三种。一种是资产本身的专用性,如特殊设计能够一次性加工成某个部件的设备;二是资产选址的专用性,如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设备一般以原料产地布局,一旦建成,移迁费用很高,甚至使移迁成为不可能;三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专用性资产价值越大,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越大。因此,对于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一方面是降低了生产费用,一方面如果他仍然依赖市场的话,他将大大提高自己的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认为,对于复杂的、因而是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就可能不应由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费用的目的。

  D

  找到一把解剖市场经济的手术刀来研究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

  由于“内在化”过程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进一步认识到企业的重要性。他分析内部组织值得作为市场替代的厂商的主要特征可表现为三种类型:即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的优势”。

  由于市场激励如金钱有无所不在的特征,在公开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机会主义者也就有较大的自由。而在内部组织中,不同部门之间核算内部转让价格是长期的,而用内部转让价格也是由一定的内部规则确定的,这些都会减少机会主义的表现。

  在市场中,人是作为“经济人”出现的,人的机会主义提高了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在内部组织中人是作为“组织中人”,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文化人”出现的。按照马斯洛的分析,人的需要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外,还有安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激励。激励除了如市场中用货币来表达外,更多的并不具体用货币作为媒介,而是如雇佣和解聘、提升和降职、报酬的增加和减少以及分配一件更吸引人的或更不吸引人的工作等来发挥作用的,进而减少交易费用。

  另外,通过长期的协调,内部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功能化程序化,这有利于提高组织内信息传输的效率和降低信息成本。各部门传输出的信息已被专门化了,传递的途径也经过了优选。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使企业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市场机制。当然,内部运作费用在不同的企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也是各不相同的。

  那么企业内交易与市场交易边界在哪,企业的规模到底多大其效益最优,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有订立长期合同,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比较的结果。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正是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犹如找到一把解剖市场经济的手术刀,从而透彻地研究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让人们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本质,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解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秘密。

  (作者系经济学者)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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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姆森: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

    2020-06-09 06:55 来源:深圳特区报 海舟

     

      提要

      瑞典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正是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犹如找到一把解剖市场经济的手术刀,从而透彻地研究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让人们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本质,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解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秘密。

      A

      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

      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实力如何,直接决定着该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位置。而企业家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核心力量,企业家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企业家的多寡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企业和企业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学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Oliver E.Williamson)于当地时间5月21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7岁。

      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瑞典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威廉姆森,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是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科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威廉姆森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

      威廉姆森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于经济理论研究展现出很大的兴趣与才华,他最早想成为一名律师。1958年,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的哲学博士学位,当他学了以保罗·萨缪尔森的著作为教材的经济学课程后,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地选修了诸如肯尼思·阿罗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课程。1963年,威廉姆森获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和价格应用理论。他的第一篇论文《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他的第一本专著《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都是关于工业组织的。1970年,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时,需要他开设一门组织理论的课程,这件事成了他转向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原因。没想到,他就是在这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佼佼者。

      B

      他开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企业组织理论与交易费用研究

      正如科斯所说,“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威廉姆森研究的一个起点与约翰· 康芒斯1935年的《制度经济学》有关。以往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商品和价格,而少关注交易。是康芒斯明确了 “交易”一般化、概念化的工作,他把 “交易”和“生产”这个概念相对应,指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他进一步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康芒斯认为,这三种职能上相互依存的交易,共同构成我们称作“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个组织。

      当然,对康芒斯影响最大的是科斯。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1937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既然个体生产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合作,为什么还会存在企业呢?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为此,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所谓交易费用,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需的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搜寻交易伙伴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随后,科斯发表于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进一步把外部性问题和交易费用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即若交易费用为零,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是完全有效的。

      可是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一定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吗?是否存在着更有效的方式呢?肯尼思·阿罗在1969年发表了《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当市场失效时,取而代之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什么。从传统的观点考虑,此时的主体是政府,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方法是计划。因此,往往陷入是市场还是计划这个古典的争论。肯尼思·阿罗指出,克服市场失败的主体,不一定只限于政府,一般地可以说是“组织”,所谓组织是在价格体系难以顺利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为体现集团行动的优点而采取的手段。企业、工会、大学、政府等都是组织,在价格体系或市场不能适当发挥作用的领域中,这些组织可以进行资源配置。

      正是在这些前人著名理论的启发下,威廉姆森开创了他的研究领域——企业组织理论与交易费用研究。

      C

      人的机会主义是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的关键因素

      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是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既而探索性地提出了什么样的交易选择市场,什么时候选择企业组织什么时候选择政府。

      那么,到底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威廉姆森认为是人的机会主义。

      经济学一般认为,人是理性的,是自私的并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人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使损人利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节制。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人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市场效率,从而使交易费用提高。他认为,一切足以引起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其他因素都是通过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具体转化为交易费用的上升。

      另外,还有不确定性。市场复杂多变,要达成一项交易,存在无数的多变因子,其中,只要有一个没有克服,交易就难以达成,影响交易契约的执行。无论如何将契约写得全面,但终究难以做到滴水不漏,总会给机会主义留下可乘之机。而且交易越复杂,谈判及其所达成的契约越趋复杂化,交易费用就越高,市场达成协议的效率就越低,甚至无法交易。这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使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

      此外,小数目条件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主体之间的依赖性不大,可是,如果市场上角色的数目很小时,那么,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就会增大,当市场是垄断时,依赖寡头和垄断的另一方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市场交易费用将会十分高昂。

      威廉姆森还提出了专用性资产的因素,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使用日益专一的生产要素。资产的专用性有三种。一种是资产本身的专用性,如特殊设计能够一次性加工成某个部件的设备;二是资产选址的专用性,如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设备一般以原料产地布局,一旦建成,移迁费用很高,甚至使移迁成为不可能;三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专用性资产价值越大,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越大。因此,对于拥有专用性资产的厂商,一方面是降低了生产费用,一方面如果他仍然依赖市场的话,他将大大提高自己的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认为,对于复杂的、因而是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置过程,就可能不应由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费用的目的。

      D

      找到一把解剖市场经济的手术刀来研究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

      由于“内在化”过程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进一步认识到企业的重要性。他分析内部组织值得作为市场替代的厂商的主要特征可表现为三种类型:即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的优势”。

      由于市场激励如金钱有无所不在的特征,在公开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机会主义者也就有较大的自由。而在内部组织中,不同部门之间核算内部转让价格是长期的,而用内部转让价格也是由一定的内部规则确定的,这些都会减少机会主义的表现。

      在市场中,人是作为“经济人”出现的,人的机会主义提高了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在内部组织中人是作为“组织中人”,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文化人”出现的。按照马斯洛的分析,人的需要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外,还有安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激励。激励除了如市场中用货币来表达外,更多的并不具体用货币作为媒介,而是如雇佣和解聘、提升和降职、报酬的增加和减少以及分配一件更吸引人的或更不吸引人的工作等来发挥作用的,进而减少交易费用。

      另外,通过长期的协调,内部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功能化程序化,这有利于提高组织内信息传输的效率和降低信息成本。各部门传输出的信息已被专门化了,传递的途径也经过了优选。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使企业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市场机制。当然,内部运作费用在不同的企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也是各不相同的。

      那么企业内交易与市场交易边界在哪,企业的规模到底多大其效益最优,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有订立长期合同,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比较的结果。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形象地将“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正是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犹如找到一把解剖市场经济的手术刀,从而透彻地研究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让人们进一步明确企业的本质,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解剖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秘密。

      (作者系经济学者)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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