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杰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

　　新基建的定位虽然针对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与传统基建区别了开来，但是，要实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其核心在于“新”的通用科技及其应用，并且顺应世界经济加速向数字和智能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强调通用“新”科技的特点，还是满足转型升级的需求，其基础都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发展至今已进入到了移动时代。因此，具有超高速率、超大连接和超低时延三大特性的5G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的部署重点。其超高速率将会拉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应用的发展；超大连接的能力可以解决工业控制中成千上万传感器和模组的大规模并发通信需求，拓展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超低时延通信的能力可用于远程手术以及以AI（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等应用的控制与管理。

　　因此，在新基建中首先要明确的是5G的核心地位，5G是新基建中的通用基础设施，新基建应该围绕5G发展新的通用技术。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3月10日发布的《欧洲新工业战略》中，明确提出了让欧洲成为全球数字领导者的愿景，并提及尽快开展6G网络的研究与资金投入。这也提醒我国在布局5G网络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下一代网络的研究与发展，以期达到并保持世界通信技术的领跑者地位。

　　由5G的特性可以看出其主要应用场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包括制造、能源、交通、医疗以及教育等行业。在上一轮的互联网浪潮中，我国一些企业比较成功地开拓了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市场，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在我国众多其他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互联网技术及其相关应用的“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发挥并不明显，根源在于缺乏核心的技术。

　　因此，要认识到，新基建能否真正“新”起来，不仅仅在于全新项目的投资、研发与应用，弥补我国产业领域多年来相关技术短板也是一种“新”。否则，失去这次新基建带来的机遇，我国众多企业的转型升级会受到阻碍，在关键时刻还可能会受制于人。

　　多年来我国制造业虽然抓住了改革、人口和资源等红利，但是随着这些红利的逐步消散，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陷入困境。值得一提的是，与欧美及日韩的制造业企业相比，我国相关企业的管理水平已经逐步追赶了上来，但是在核心技术和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主要表现为“四低”：数字化研发设计的工具普及率低、制造过程的数字智能控制程度低、精准制造能力低、社会化供应链和智能物流水平低。从更广范围来看，我国企业在基础的操作系统、核心基础材料及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方面也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四低”和“四基”是我国产业界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短板问题，不仅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更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此，在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中不仅要有引领地位的技术，也要将补短板作为新的重点项目，通过融合创新加以建设，这样才能带动我国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跃升。新基建中的“新”，一方面要具有长远的眼光，追求技术的引领地位，以带动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持续升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现实的短板，脚踏实地地夯实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