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快速蔓延，病毒无国界。在病毒面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一国能够在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独善其身。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是新冠肺炎疫情最早的受害国，也是截至目前在抗击疫情中贡献最大的国家。抗击疫情，中国倾举国之力，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努力，不仅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也为全球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目前，病毒的源头尚未找到，全球传染病防控领域的专家都在竭尽全力追根溯源，因为只有找到病毒的源头，人类才能完整了解病毒的传播机理，从根本上战胜这一病毒。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并不等于它的源头在武汉。然而，早在疫情发生之初，不少美国媒体便将其名称与武汉挂钩，《华尔街日报》不仅将其名称与中国挂钩，更是以《中国是“亚洲病夫”》为题发表了辱华文章。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11日正式将病毒命名为“COVID-19”，美国疾控中心也一直使用这一称谓，但美国部分政客和极端者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持续炒作“实验室病毒”等各种病毒起源于中国的阴谋论，并不断在病毒的称谓上做文章。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公然将新冠病毒名称与中国挂钩，引发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和愤慨。美国一些人为何急于炮制污名化中国的病毒概念？其背后隐藏着四重险恶用心。

　　一是“先下手为强”。抢先对中国进行有罪推论，把举证压力施加在中国身上，借此转移外界视线，以此撇清和掩盖各方对“2019年美国大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毒有关”的质疑。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被误认为是流感病毒死亡的情况，引发国际社会的猜疑和联想。2019年肆虐于美国的流感夺走了近20000人的生命，虽然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流感与新冠肺炎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为了避免举证的压力和调查的焦点落到美国头上，美方急于炒作病毒来源于中国，将矛头对准中国，借此混淆视听，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二是寻找“替罪羊”。在中国人民齐心抗击疫情的时候，美国当局对疫情的应对举措就是“事不关己”，在第一时间宣布最为严厉的赴华旅行禁令后，“马照跑、舞照跳”，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甚至把中国的灾难当成了美国的机遇，幸灾乐祸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然而，对疫情的放任却让美国丧失了阻止疫情蔓延的黄金时间窗口，美国各州无一幸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20000例。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特朗普政府明显准备不足，一系列说辞与做法饱受国民诟病。特朗普政府最在意的美国股市在两周之内四次熔断，对政府应对危机不力的恐慌和愤怒在全美蔓延，特朗普一心谋求连任，选情却遭遇巨大冲击，一面手忙脚乱地应对疫情，一面急切寻找宣泄民众愤怒的突破口。善于运用愤怒政治的特朗普政府解决问题的一贯做法就是，在国内用种族矛盾掩盖经济和社会矛盾，在国际用外部矛盾掩盖内部矛盾。此次企图用污名化中国的办法，将一切国内问题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让中国再次成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替罪羊”。

　　三是制造“黄祸论”。“黄祸论”是将黄种人同野蛮落后、病毒瘟疫联系在一起的种族主义言论。它起源于鸦片战争时期，在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中有鲜明的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拓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亚洲的整体崛起，这种观念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就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的时候，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袭击和无端攻击开始在不少西方国家出现，而《华尔街日报》和特朗普、蓬佩奥等有关言论无疑加剧了这一现象。美国一些政客利用一些国家民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心理，煽动他们的种族主义倾向和排外情绪，制造社会层面上的冲突和对立，令“黄祸论”再一次沉渣泛起，为多数有良知的西方民众所不齿。

　　四是翻新“威胁论”。此次疫情中，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热情友好的帮助，中国也全力以赴地帮助受疫情危害的国家，这场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然而，那些秉持零和思维、本国优先的美国政客们不是去思考如何改进国内治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而是忧心于美国国家软实力进一步下降，将病毒称谓与中国挂钩，给一些国家的民粹势力设置政治议程，挑起国际矛盾，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意图对冲中国援助他国、推动国际合作的积极影响，诋毁和丑化中国形象，继续拼凑遏制中国的联盟，用恶性竞争的方式赢得与中国的大国竞争。

　　美方挟私利而炮制污名化中国的概念，终将为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所不容。

　　（作者：董春岭，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