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坚实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国有企业领导不断加强，国企改革的理论不断创新，改革实践成效显著。对国企改革规律的认识把握和实践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党对长期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党对国有企业领导，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系列论断，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内容。

　　国企改革中新出现的三个问题

　　过去几年改革成效显著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企改革实际情况距离中央要求仍有差距。在2018年10月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刘鹤副总理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如果从矛盾的观点看待这一论断，说明国企改革难题已经从我国经济领域改革重要内容之一，上升为中心地位，成为主要矛盾和“牛鼻子”。

　　（一）改革动力不足问题

　　一是防止国有资本流失问题被提到红线高度，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束缚。国企管理者或国资监管者在改革过程中为防止被扣“国有资产流失”帽子，宁可高估无人接盘，也不敢“低估”资产价值。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很多国企资产账面值很高，而实际价值创造能力并不高。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部分非公有制资本评估后参与意愿也大大降低，更不敢碰“侵吞国有资产”的高压线。因此，如何克服“泛政治化”，科学界定国有资产价格，是静态重置导向还是动态价值创造导向，是推动国企混改的首要问题。

　　二是国企骨干员工参与国企改革的形式还比较单一，积极性不是很高。部分已出台文件中，对于员工持股、试点企业方面都具有严格界定，以现金为主的出资形式，而且个人不超1%的股比限制，使得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生动局面并没有落实到制度安排上，实操中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三是利益机制设计还不够市场化，薪酬体系市场化改革滞后。目前国企企业分配机制总体呈现出激励不足、约束有余的倾向。

　　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国有企业、各类社会资本和国有企业员工三者应该是国企改革的主体。建构与改革主体物质利益直接挂钩的激励机制，是顺利推进国企改革的目标和重要动力。在我国现阶段，在国民财富分配过程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但在企业一次分配过程中，还应坚持效率优先，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慈善等二次、三次的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

　　（二）提升治理效率问题

　　围绕国企治理，目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老三会”与“新三会”为同一个问题经常要重复决策。从企业外部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东会层面如何协调与大股东的各机关部门的工作审批关系也是费时费力的难题。上述这些“会”的决策机制也不尽相同，如何提高治理效率是当下问题之一。决策效率不高，也成为了非公资本对国企改革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三）企业诸多条件和要素间平衡问题

　　一是现有国有资产监管与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不平衡。国有大股东上级机关的行政审批作用还远大于各个“会”的决策。二是企业活力与控制力间的不平衡，除了由上述各种“会”构成的治理之外，常态化的审计、巡视和非常态化的各种督查、检查，使国企得到了有效管控。但另一方面，“不出事”优于“干成事”的“务实”选择，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活力不足。三是对人才的激励与约束之间的不平衡。四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发展需要与国有投资监管机制间的不平衡。

　　回归国企改革的三方面初心

　　（一）回归搞活国企的初心，让微观主体有活力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把“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作为了改革目标之一，而且把活力放在了第一位。活力不足，当前主要表现在国企“被改革”和干部职工改革积极性主动性还不强，行政化监管有余而市场化激励还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国有经济在新兴产业形态中话语权不足，创新型人才很难向国企聚集等方面。微观主体活力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通过改革，让所有企业和员工充满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积极利用优势，有力化解外部压力，提高竞争能力，从而创造更大价值。

　　（二）回归价值创造的初心，实现国企三维价值目标

　　一是国企无论怎么改革，本质上都必须回答作为经济组织，它的第一职责是发展生产力，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服务，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国企作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物质基础，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其第一要务。同时，盈利能力的实现形式考核也必须加以改进，除了传统的利润、EVA等指标以外，国企很大部分已经实现主业资产上市，如何实现市值管理考核，从而让国企改革赢得广大投资者支持，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也应该是价值创造的应有之意。

　　二是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必须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征程中有所作为。我国走的是制造业立国之路，应该将承担起创新主体责任，补齐国民经济基础性、核心性、先进制造技术短板，大力追赶先进技术，作为国企价值创造导向之一。

　　三是国有经济必须把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作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价值选择方向之一。国有经济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尽早汲取欧美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后带来的失业率上升、社会两级分化加剧等教训，在国有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注重发展一定数量的、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以防止出现就业问题政治化。

　　（三）回归国企治理有效的初心，建设现代企业制度

　　一是必须去行政化，简化政府部门或企业集团对下级企业的行政审批管理。股东方的行政审批必须和法人治理结构有机衔接，要把公司法赋予董事会的决策权还给董事会。

　　二是要有效划分企业各治理主体，也就是企业各个“会”之间权责边界。要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市场化职业经理人选聘、市场化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力，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党委把党的领导内嵌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治理过程中，决策前置，目的是确保董事会在企业经营上有最终决策权，承担经营风险和决策责任。在发挥企业家作用方面，如与执行党委集体决策中一人一票的领导原则发生不一致时如何协调解决，实践中还需制度探索。

　　三是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本企业落地前提下，党委要把主要精力用于谋大事、保落实上，要防止企业党委包打天下的倾向。目前国企党建工作在符合政治规律方面强调的多，实现的也比较好。但在符合企业组织经济规律开展工作方面强调的少，应该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融入中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成效。同时，也必须研究相对控股、参股形态下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如何建设、领导作用如何实现问题。

　　推动国企改革的三点突破

　　（一）以“三个有利于”抓好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的国企改革价值判断标准。截至2018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近180万亿的资产规模，微观主体层面有几十万家企业，涵盖所有经济领域，企业的个性问题远远多于共性问题，40年的迅猛发展已经使新时代的国企改革成为了“世界级体量”的“世界级难题”。改革主管部门根本无法包揽设计企业改革方方面面。只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发挥企业作为改革主体、市场主体作用，尊重国有企业家和广大干部职工的首创精神，有了顶层设计同时鼓励各级各类企业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国企改革必将呈现生动局面。

　　（二）抓好选人用人的突破口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猛将必起于卒伍，问题是如何把改革闯将从卒伍中选拔出来，如何把改革闯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保护起来。

　　一要创造激励改革、保护担当的宽松的改革环境，让国有企业家们敢于大胆推进改革。改革要牵扯利益重新调整，就会产生矛盾。“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提意见的”这种不正常现象必须破解。“有了争议没保护，出了问题要追责；干得多的毛病多，不干事的最快活”，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革很难推动。必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的容错机制，为担当负责的国企企业家撑腰打气。

　　二要必须正视当前国企经营管理三支人才队伍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一支队伍是国企中年轻管理人才短缺问题。企业家成长规律不完全等同于党政领导干部，要把那些忠诚党的事业，有思路、有闯劲、有潜力的年轻人尽快用起来，以摔打促成长。第二支队伍是国际化经营人才短缺问题，国有资本走出去了，但中国管理很难走出去。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加快，必须加快国际化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力度。第三支队伍是履职能力满足现代企业制度的合格董监事队伍人才，面临来源缺乏、履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问题。此外，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国外世界500强企业一把手年龄普遍较大，例如稻盛和夫以78岁的高龄出任日航会长，三年时间带领日本航空走出了破产困境。实践中，中管企业一把手一般63岁退休。但身体条件允许、业绩出众的企业家到龄就退，对国资国企实际是一种损失。

　　三要抓好新时代国企改革闯将典型的选树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个时代的国企改革闯将，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引领着一时风向。八十年代电影《血总是热的》给人以奋进的激情。邯郸钢铁的董事长刘汉章，让大家知道了市场倒逼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成本管理方法。彩电大王倪润峰，让军工转型企业学到了如何搏击市场风云。现实中有很多国有企业家，他们忠诚党的事业，负重前行，大胆干净，锐意改革，推进着国企创新发展。应该把他们选树出来广泛宣传，成为引领新时代国企改革的新风尚。

　　（三）抓好简政放权改革的突破口

　　国企改革应强化目标导向设定，注重对结果的考核，简化对过程的审批。政府主管部门要以当前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真正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把用人、分配、决策的自主权还给企业，让企业成为真正改革主体。中央企业总部也应该精简总部职能和人员，简化对下级企业管理。

　　（中国航空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宋庆国，《国资报告》杂志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