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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市场何以解决不了“口罩”问题?

2020年02月10日 10:04   来源:南方日报   

  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蔓延至全国的同时,也助推了公众抢购口罩的风潮。随之而来的口罩涨价,则引发了坊间对“发国难财”的声讨与辩护。前者认为其有悖公德与伦理,后者认为是市场逻辑使然,莫衷一是。

  “意外之财”与行为响应:市场的逻辑

  假定因为某类“灾难”导致某个地方汽油的抢购,汽油售价一定会一路飙升。那些碰巧储备有汽油的商家将能够由此获得“意外之财”,而在国家面临紧急状态时就是“发国难财”。从道德层面来说,这些商家完全可以将紧俏的汽油捐献给国家或者将额外的赢利向不幸者提供慈善救助。但是,这对全社会来说,增加汽油供给和平抑物价的“市场激励”则可能消失。正因为如此,“标准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应该允许价格上升来诱导人们的行为响应以及社会效应。这些包括:

  一是鼓励节约。由于汽油价格越来越高,有些人会放弃使用私家车而改用其他交通工具,更多的短途外出者选择公共交通或改用自行车甚至干脆步行。人们的替代行为有助于抑制价格上涨,那些节约出来的汽油则能够在社会更为艰难的时候用以缓解燃眉之急。

  二是诱导供给。高价格是物资稀缺的信号显示。赢利机会将会诱导汽油供应商甚至进口商组织货源召集更多的汽油供应,而富有同情心与社会道义的人则实施援助。由此,源源不断的汽油将不断汇集到紧急区域。

  三是鼓励创新。当高价格成为一种趋势,潜在的赢利空间将诱导具有企业家创新能力的人进行新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如改良汽车油耗技术、革新汽油提炼工艺、开发适合分散人群使用的代步产品等,从而增加供给、缓解短缺,稳定市场。

  可见,市场竞争与价格信号能够诱导人们的行为响应,并逐步走向新的市场均衡。市场交易的核心特征是价高者得。因为每个人的支付能力与效用函数不同,所以高价格能够甄别消费者的需求及偏好程度。如果强制压低价格,往往会引发更多的铺张浪费以及“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用道德绑架,则可能抑制价格机制所激发的社会效果。两种方式都会导致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与社会福利的损失。

  产品特性与外部性问题:市场的失败

  上面讨论的是一般商品或者说“正常品”的情形,因疫情引发抢购的口罩则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所以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才具有预防病毒感染的保护作用,因而在供需层面上具有特殊性。一是专用性。这种专用于防飞沫的特殊口罩,意味着原有生产厂家是有限的。其他类型口罩的生产商难以进行价格响应,即使进行转型生产也面临技术门槛。由此供给不足是必然的。二是时效性。与汽油的日常使用不同,人们对口罩的需求是疫病流行期的应急性需求。由于不是常态化需求,因此,高价格难以诱导生产厂家的快速供给(投资周期约束),如果扩大投资增加生产,则会因疫情结束后的市场萎缩而导致投资锁定,所以不可能市场出清。三是不确定性。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加之口罩使用的一次性且不存在替代品,感染的不确定性将诱导需求放大甚至引发恐慌。可见,市场难以通过价格调节供需。

  口罩的功能是降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一般来说,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精确的风险,二是模糊的风险。例如,水烧开了是100C°,你摸了一定会烫手,这是精确的风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具有高传染性,这个是精确的风险,所以进行诊治的医生不仅要配戴专用防护口罩,而且要“全副武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戴口罩?这个答案将是模糊的。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从侵入至人体出现临床症状的潜伏期长达14天,且潜伏期有传染性,尤其是人口的高流动性能够导致快速且大范围的传播。所以,对“高传染性”精确风险的认识,迫使所有人不得不佩戴口罩,哄抢进而断货由此而来。病毒传播的风险信号会放大市场的短缺信号,所以价格也就无法平衡口罩的供需均衡。

  口罩的市场失败更源于外部性问题。按照“价高者得”的市场逻辑,出价高的消费者能够买到口罩,但更多的人群因价高或断货买不到口罩,就可能会暴露在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中。因此,口罩的市场分配会导致严重的外部性。第一,在口罩短缺的情形下,一个人抢购或囤积的口罩越多,导致其他人感染得病的可能性越大;第二,缺乏防护装备的人越多,疫情蔓延的范围越大,那些有口罩的人也会被病毒携带者包围。考虑到口罩对于病毒并不具有绝对的防护效果,加之其他途径也会造成病毒传播,终将使口罩佩戴形同虚设。市场中的这种“价高者得”,会因为外部性导致“损人损己”和“人人自危”。

  可行的策略:分类管制与市场调节

  用价格机制不能解决口罩的市场出清以及对病毒的有效防护。由于供给短缺不可能保障人人有口罩佩戴,所以一个可行的策略是分类管制与市场调节,重点是通过人员分流与分类隔离的管制方式减少病毒的传播以及市场对口罩的大范围需求。一是隔离所有确诊和疑似患者,让他们与医护人员佩戴口罩;二是对过去14天有疫区旅行经历以及与各类患者有密切接触者,进行监督居住并管制其活动范围,并让他们以及与之关联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人员佩戴口罩。这样,口罩就不仅仅是病毒防护工具,而且也是风险规避的“信号显示”。通过人口流动跟踪、疫病信息公开以及精准分类隔离,将使社会对口罩的需求大幅下降。在保障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前提下,剩余的口罩就可以交由市场自动调节。所以,让信息、甄别、隔离、诊治跑在病毒传播的前面,尤为重要。这或许就是人们看到的法国的“逻辑”:让“有问题”的人佩戴口罩并减少外出,让其他的人自由活动和自由呼吸。当然,在疫情蔓延的拐点尚未到来之前,减少外出、理性防护,依然是所有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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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市场何以解决不了“口罩”问题?

2020-02-10 10:04 来源:南方日报

  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蔓延至全国的同时,也助推了公众抢购口罩的风潮。随之而来的口罩涨价,则引发了坊间对“发国难财”的声讨与辩护。前者认为其有悖公德与伦理,后者认为是市场逻辑使然,莫衷一是。

  “意外之财”与行为响应:市场的逻辑

  假定因为某类“灾难”导致某个地方汽油的抢购,汽油售价一定会一路飙升。那些碰巧储备有汽油的商家将能够由此获得“意外之财”,而在国家面临紧急状态时就是“发国难财”。从道德层面来说,这些商家完全可以将紧俏的汽油捐献给国家或者将额外的赢利向不幸者提供慈善救助。但是,这对全社会来说,增加汽油供给和平抑物价的“市场激励”则可能消失。正因为如此,“标准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应该允许价格上升来诱导人们的行为响应以及社会效应。这些包括:

  一是鼓励节约。由于汽油价格越来越高,有些人会放弃使用私家车而改用其他交通工具,更多的短途外出者选择公共交通或改用自行车甚至干脆步行。人们的替代行为有助于抑制价格上涨,那些节约出来的汽油则能够在社会更为艰难的时候用以缓解燃眉之急。

  二是诱导供给。高价格是物资稀缺的信号显示。赢利机会将会诱导汽油供应商甚至进口商组织货源召集更多的汽油供应,而富有同情心与社会道义的人则实施援助。由此,源源不断的汽油将不断汇集到紧急区域。

  三是鼓励创新。当高价格成为一种趋势,潜在的赢利空间将诱导具有企业家创新能力的人进行新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如改良汽车油耗技术、革新汽油提炼工艺、开发适合分散人群使用的代步产品等,从而增加供给、缓解短缺,稳定市场。

  可见,市场竞争与价格信号能够诱导人们的行为响应,并逐步走向新的市场均衡。市场交易的核心特征是价高者得。因为每个人的支付能力与效用函数不同,所以高价格能够甄别消费者的需求及偏好程度。如果强制压低价格,往往会引发更多的铺张浪费以及“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用道德绑架,则可能抑制价格机制所激发的社会效果。两种方式都会导致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与社会福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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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讨论的是一般商品或者说“正常品”的情形,因疫情引发抢购的口罩则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所以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才具有预防病毒感染的保护作用,因而在供需层面上具有特殊性。一是专用性。这种专用于防飞沫的特殊口罩,意味着原有生产厂家是有限的。其他类型口罩的生产商难以进行价格响应,即使进行转型生产也面临技术门槛。由此供给不足是必然的。二是时效性。与汽油的日常使用不同,人们对口罩的需求是疫病流行期的应急性需求。由于不是常态化需求,因此,高价格难以诱导生产厂家的快速供给(投资周期约束),如果扩大投资增加生产,则会因疫情结束后的市场萎缩而导致投资锁定,所以不可能市场出清。三是不确定性。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加之口罩使用的一次性且不存在替代品,感染的不确定性将诱导需求放大甚至引发恐慌。可见,市场难以通过价格调节供需。

  口罩的功能是降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一般来说,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精确的风险,二是模糊的风险。例如,水烧开了是100C°,你摸了一定会烫手,这是精确的风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具有高传染性,这个是精确的风险,所以进行诊治的医生不仅要配戴专用防护口罩,而且要“全副武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戴口罩?这个答案将是模糊的。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从侵入至人体出现临床症状的潜伏期长达14天,且潜伏期有传染性,尤其是人口的高流动性能够导致快速且大范围的传播。所以,对“高传染性”精确风险的认识,迫使所有人不得不佩戴口罩,哄抢进而断货由此而来。病毒传播的风险信号会放大市场的短缺信号,所以价格也就无法平衡口罩的供需均衡。

  口罩的市场失败更源于外部性问题。按照“价高者得”的市场逻辑,出价高的消费者能够买到口罩,但更多的人群因价高或断货买不到口罩,就可能会暴露在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中。因此,口罩的市场分配会导致严重的外部性。第一,在口罩短缺的情形下,一个人抢购或囤积的口罩越多,导致其他人感染得病的可能性越大;第二,缺乏防护装备的人越多,疫情蔓延的范围越大,那些有口罩的人也会被病毒携带者包围。考虑到口罩对于病毒并不具有绝对的防护效果,加之其他途径也会造成病毒传播,终将使口罩佩戴形同虚设。市场中的这种“价高者得”,会因为外部性导致“损人损己”和“人人自危”。

  可行的策略:分类管制与市场调节

  用价格机制不能解决口罩的市场出清以及对病毒的有效防护。由于供给短缺不可能保障人人有口罩佩戴,所以一个可行的策略是分类管制与市场调节,重点是通过人员分流与分类隔离的管制方式减少病毒的传播以及市场对口罩的大范围需求。一是隔离所有确诊和疑似患者,让他们与医护人员佩戴口罩;二是对过去14天有疫区旅行经历以及与各类患者有密切接触者,进行监督居住并管制其活动范围,并让他们以及与之关联的社区管理与服务人员佩戴口罩。这样,口罩就不仅仅是病毒防护工具,而且也是风险规避的“信号显示”。通过人口流动跟踪、疫病信息公开以及精准分类隔离,将使社会对口罩的需求大幅下降。在保障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前提下,剩余的口罩就可以交由市场自动调节。所以,让信息、甄别、隔离、诊治跑在病毒传播的前面,尤为重要。这或许就是人们看到的法国的“逻辑”:让“有问题”的人佩戴口罩并减少外出,让其他的人自由活动和自由呼吸。当然,在疫情蔓延的拐点尚未到来之前,减少外出、理性防护,依然是所有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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