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政府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人才战，并选择了部分战略性高科技领域对华实施技术禁运以来，中美之间是否会“脱钩”一直是国内热议的话题。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并不需要刻意强调“脱钩”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性。美国在一系列科技领域对中国素有程度不一的限制，根据这些领域过去20年的发展来看，只要中国的战略路线得当，并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其次，就全球工业技术和科技创新的关系而言，中美之间爆发“结构性”的冲突是大概率的，美国很可能长期地把科技优势“武器化”，这几乎不以中国社会渴望合作的诚挚态度为转移。对此，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做好长期准备，加快中国工业与科技创新知识生产体系的内向整合，中国才能继续主动利用全球化来推动开放式创新。

　　美国现在主导的全球经济体制成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军事和金融上的主导权为其跨国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保障。同时，美国也对竞争对手进行战略性打击，通过在特定地区、特定产业和特定要素上制造结构性波动来攫取利益，促进其跨国企业优势的获得。借助这样一套体制，美国使得其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全球配置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并以此部分地转移了国内的基本矛盾。

　　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崛起之后，美国日益视中国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虽然中国热忱地参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产业体制和金融体制却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出全球少有的国家韧性和社会集体意识。这有异于大部分现代国家遭遇二战后全球化冲击时所呈现的状态，即资本与民众、资本与地区甚至与国家在不同程度下分离的现象。在这些现代国家，资本(和社会精英)往往利用自身的灵活性，脱离自身原本根植于其中的社会基础，转向对利益的追逐。一味逐利的金融化资本和各国社会精英的“国际化”异变，既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的产物，也是其主导这套全球体制所需要的条件。

　　中国的独特性使得美国不可能利用其主导的全球体制把中国完全消化掉，其金融与军事主导权也没能让中国就范。在这一背景下，保持工业技术和科技创新上的领先，就成为了美国维系其跨国企业主导体系的关键武器。

　　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是一套基于技术相对优势的层级体系。具有技术霸权的系统集成者，通过一套金字塔式的体系在全球配置资源，他们通过资金、技术资本品和管理的投入来获得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经济单元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决定了层级体系内具有一种自下而上逐渐增加的回报率分配状况。

　　在美国精英看来，中国现在全球技术位置的变化也能挑战美国整个全球体系的基础。他们不能接受自身技术主导权逐渐丧失和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的动摇。同时，既然技术优势已经被“武器化”了，那么美国就一定会在这一武器仍然存在而且有效的时候使用，而不会等到武器杀伤力被削弱之后才付诸行动。

　　面对美国将技术优势“武器化”，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在于，其在产学研三方面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存在外向依赖。这种外向依赖指的是，被成熟创新经济体视为核心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在中国的不少产业部门并不存在，中国这些领域的产业和科研部门以国外同行作为主要的技术与知识来源，而没有以国内产学研的协作来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

　　产学研内向整合的缺失，使得中国工业体系缺少了产生基础性、原创性知识的制度化平台。这就为美国“武器化”其科技优势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中国已经在工程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上实现了巨大的突破，但中国仍然缺乏源源不断地产生重塑产业技术规范的重要知识的能力。这一问题在半导体、生物制药、关键材料技术等领域都存在。与这一现象紧密关联的是国内“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痼疾。这一困境是中国后续深化发展的关键短板和重大隐忧。面对美国科技战的威胁，只有建立起内向整合型的工业与科技创新知识生产体系，中国才可能继续主动利用全球化来推动开放式创新。

　　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是时代也赋予了我们机遇。

　　首先，虽然具有源头性知识生产机制上的优势，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衰退，目前已经不再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不少领域内甚至已经没有活跃的制造活动。在缺乏与中国进行产业协作的情况下，这一现状同样也会为美国在工业技术和科技创新上的知识生产带来巨大的困难。当然，美国可以在与中国的对抗中通过重新配置全球的产业活动来部分补齐其知识生产所需的要素，但它也需要付出巨大的转换成本。

　　其次，我们现阶段正处于信息技术范式的成熟期(即“技术-经济”长波的第二阶段)，即关键通用技术扩散应用的阶段。这一阶段侧重于技术扩散，尤其是基础性技术和工程技术创新相比于科学发现和原型技术而言，成本效益更显著;而基础科研与产业技术研发结合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当然只是现阶段相对而言)。这为中国在复杂格局中解决内部结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第三，在相对成熟的技术范式内，竞争的另一焦点在于对未充分开发市场的争夺，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单体市场，而且这一市场的潜能已经高度可见。这反过来也会打击美国跨国企业长期“脱钩”的意志。同时，即便在那些需要深度开发的新兴市场中，即“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已经着手布局。

　　这些要素都能够为中国提供足够的战略纵深，使得中国有资本边打边谈，甚至局部打局部谈的条件。毕竟相较两国的发展态势而言，时间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当然，即使战略得当，中国完成工业与科技创新知识生产体系的内向整合，取得科技优势也将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我们任重道远。(作者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