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如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本文将从人类文明转型规律的角度，重点分析怎样用市场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稀缺性要素演变：

　　人类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已历经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向生态文明转型。也有学者说在农耕文明之前还有一个“原始文明阶段”，不过此点有争议，且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先存而不论。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类文明为什么会转型，或者说推动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西方学者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有一个研究视角可供借鉴。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哪个阶级拥有最稀缺资源，这个阶级就会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社会性质也由此决定。奴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劳动力，拥有奴隶的奴隶主阶级就成了奴隶社会的主导阶级。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劳动力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地主阶级便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变得稀缺，于是资本家阶级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阶级。

　　用“要素稀缺性”解释社会转型只是一个视角，事实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角度解释社会转型会更科学。不过即便如此，我认为用“要素稀缺性”解释文明转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就是因为粮食供给短缺。当年马尔萨斯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比人口增长慢。由于粮食供给短缺，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现在回头看，马尔萨斯只说对了一半。封建社会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确实比粮食增长快；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尼龙、涤纶；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头、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电梯、钢筋混凝土建筑和摩天大楼；行的方面有了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

　　工业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害了生态环境。相对物质供应来说，好的环境反而变得稀缺了。今天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于是工业文明又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事实的确如此。几十年前，人们还把“烟囱林立”作为文明的标志。然而今非昔比，国内媒体时有报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项目污染而遭到居民抵制，说明生态环境已成为稀缺品。

　　是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损害环境的代价已越来越高。不是说企业的污染程度比过去更严重，而是从机会成本角度看，由于人们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已变得日益重要。正是基于此，所以中央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社会成本内化：

　　控制污染的两种方案

　　前面分析过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原因，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应该怎样推动工业文明转型？为此必须先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为何会损害生态环境？二是用什么办法控制企业损害生态环境？为便于分析，下面让我用企业碳排放的例子来讨论。

　　众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环境事关公共利益，企业为何不主动限排呢？对此经济学的解释是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导致的结果。换言之，企业只支付原材料、工资、管理费等内部生产成本，而将碳排放损害环境所发生的成本（治理环境的费用与居民受到的损害）转嫁给了社会（政府或居民）承担。正因如此，企业对碳排放漠不关心甚至肆无忌惮。

　　据此分析，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问题是怎样将社会成本予以内化呢？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两种方案：上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征税补偿的办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受损居民。可是经济学家科斯1960年发表《论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明确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认为政府征税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优方案。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来分摊社会成本。在科斯看来，碳排放权的分配其实就是社会成本的分摊，或者说是界定产权。若将碳排放权（产权）界定给企业，则企业无需承担社会成本；若将碳排放权界定给居民，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碳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如何分配，政府只需看界定给谁的交易成本更低。

　　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谈判沟通、组织协调等制度成本。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并不严重，公众环保意识也不强，将碳排放权界定给企业一般不会有人反对，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若仍将碳排放权界定给企业则反对者增多，交易成本会升高。由此看，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权分配给企业的比例应逐步降低，分配给居民的比例应逐步提高。

　　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权只是内化社会成本的第一步，同时还得开放碳排放权市场，让碳排放权可以进行交易。可是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开放碳排放权交易后，有的企业买不起排放指标怎么办？我的答案很简单，买不起排放指标的企业当然只能限排，因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本来就是为了淘汰落后产能。

　　是的，保护环境必须限制碳排放。由于以前未开放碳排放权市场，企业限排只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制某些高污染企业排放；而现在开放了碳排放权市场，便可通过市场机制限排。实践证明，用市场机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现今经济学家大多赞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归根到底，因为庇古方案是一种政府限排方案。

　　社会收益内化：

　　绿水青山的盈利模式

　　如果说将社会成本内化目的是控制企业碳排放，减少负外部性。那么与碳排放不同，企业投资改善环境则具有正外部性，其社会收益往往要大于私人收益。这是说，要鼓励投资者改善环境，就得将社会收益内化，建立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否则投资者缺乏利益驱动，就很难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一些人对这一论述有误解，以为一个地区生态环境好了经济也就自然发达了，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时也会存在冲突，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就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在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绿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银山”。一个基本事实是，农耕时代生态环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时候经济却远不如今天发达。近些年我做乡村调研，看到有些地方“绿水青山”确实已变成“金山银山”，但有的地方虽然也山青水绿，却至今尚未脱贫。由此看来，要把“绿水青山”变成收入，还得为“绿水青山”设计出盈利模式。

　　将“绿水青山”变成收入，关键是要将生态环境的社会收益内化。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需要注意的是，将美丽山水和乡愁变成农民收入，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生态环境属公共品，由于生态环境消费不排他，无法向游客收费；二是生态环境消费即便能够收费，也往往难以计价。比如，乡愁是游客的一种主观感受，游客享受了多少乡愁说不清，乡愁值多少钱也说不清。

　　为“绿水青山”设计赢利模式，经济学提出的办法是寻找委托品，将那些不能计量或计价的商品(服务)借助某种委托品进行交易。想问读者：商家卖矿泉水是卖什么？若你认为只是卖水就错了。事实上，商家卖矿泉水不单是卖水，同时也是卖“方便”。由于“方便”不好计量，于是商家将“方便”委托到了矿泉水上。一瓶矿泉水300毫升卖2元，600毫升卖3元，水多一倍而价格未高一倍，是因为水增加了而“方便”没增加。

　　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环境好，当地农民就把无污染的土壤环境委托到蔬菜上，将蔬菜和“环境”一起卖到了粤港澳；吉首隘口村将当地特殊的气候、土质委托到茶叶上，将茶叶和“气候”销到了全国；湘西马王溪村发展观光农业，将田园风光委托到了生态产业上，也赚得钵满盆满。

　　往深处想，生态环境的不同要素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应委托品。上面的例子中，农民将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农产品上；同理，乡愁虽不好计量或计价，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树、古井、古建筑的门票上。可以推断，只有找到了委托品，社会收益便可内化，“绿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态环境一旦能带来收入，人们就会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要特别指出的是，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寻找委托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作为。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是路桥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绿，游客进不去，“绿水青山”也不可能变成“金山银山”；再有，政府应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

　　三点重要结论

　　分析至此，我们可得出三点重要结论：

　　第一，不同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是由不同时期稀缺性要素所决定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追求环保和生态。由于生态环境已变得越来越稀缺，物以稀为贵，于是使损害生态环境的代价越来越高，这样就决定了工业文明必须向生态文明转型。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关键在内化社会成本，使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大体保持一致。对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对污染排放企业征税；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权，并通过市场进行排放权交易。很明显，庇古方案强调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限排。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表明，用市场机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重点在内化社会收益，建立起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而将社会收益内化，办法是为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设计出相应的盈利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投资，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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