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乡村。我感觉一个很穷的村庄如果要改变状态，离不开外界的推动。过去40年，外界推动依托于三类基础设施。
第一类是制度基础设施。从中国的减贫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贫困中出不来，很重要的原因是穷人被一些制度给困住了，失去了改变自己和家里人境况的机会。要改变这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就需要国家提供制度性基础设施，开放权利，解除体制束缚，中国的第一波大面积减贫就得益于此。
第二类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处于大山中、自然环境恶劣、偏僻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贫困，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硬的基础设施把他们与外界阻隔了，使他们无法融入到有更多机会的环境。改变这些贫者状况的措施就是通过硬基础设施的建设，真金白银地投入，把这些贫者与外界的隔离解除，使他们能走出来，既获得机会，也缓解了贫困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步地使这些贫者的状况得到缓解。这是中国在区域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做得很正确的事，一些被大山阻隔的人从此改变命运。
第三类是信息基础设施。这一轮精准扶贫后，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在解决最困难的一波人的减贫上真是动真格了，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地区依靠体制力量建起来的产业如何可持续，如何将东西卖出去，如何让进去的企业能在这些地区赚到钱，如何让当地贫者持续地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我看来，后精准扶贫时代这场战役要持久地打赢，需要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印象里，乡村是穷的，人是落后的，乡村是没有希望的，穷人只有往外跑才有可能从贫困中摆脱出来。这一轮乡村振兴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是让我们认识到，乡村是有价值的。我们在贵州调研的时候发现，木耳和茶最早都是香港人委托代理商，花很高的价钱进货，也就是说，越是贫困的地区，产品可能越独特。另外乡村还有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地方风俗，但目前贫困地区守着这些独特东西过着贫困的日子，原因是这些独特的东西在当地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乡村价值处于沉没状态。必须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他们在知识上与外界打通，能分享外界信息，能与外界沟通，能与外界交易。我们现在的精准扶贫热火朝天，但如果真去农村看一看，真正有效果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是由贫困地区的特点决定的。为什么乡村地区那些独特的价值不能实现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主要原因：第一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离，供给和需求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称。第二是熟人社会的小范围市场，生意规模非常小，且市场基本由熟人组成，交易半径也很小。第三是信任原因。为什么买你的东西而不买他的东西？这是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信任关系。第四是非正式规则。城市社会可能更依赖法律的保障，但农村更多是靠一些非正式的、熟人社会之间的规范。
这一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底能不能带动乡村价值提升，主要看能不能消除上述阻碍。
现在短视频、电商、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具有可见性、低知识能力门槛、平等进入、去中心化等特征。平台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环境，来自最贫困地区、中等贫困地区，或者小镇的用户，只要有了便利的网络条件，理论上就拥有了平等展示的机会。另外单从短视频平台的角度来讲，有不少贫困地区的农民借助平台售卖产品，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可以相应提高他们的收入，实现贫困地区的价值转化。这是目前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主的第三波扶贫真正重要的作用。
（作者刘守英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