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表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一个基础”就是确认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六大方向”是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分别为：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9年年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演讲。李扬表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一个基础”就是确认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六大方向”是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分别为：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
服务实体经济
李扬表示，中央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思路非常明确，金融是第二性的，它从来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而独自存在，它的问题也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这一基础来加以解释，拘泥于在金融圈子里寻找金融风险、探寻解决办法，是片面的。
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李扬说，过去人们常用枢纽来比喻金融同经济的关系，这只是停留在一种无机状态上。现在，用血脉和肌体的关系来比喻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就把两者关系提升到有机状态。显然，血脉和肌体之比，更为贴切。金融与经济之间是活与稳的关系，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发挥的是附属的、辅助的、服务的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是兴与强的关系，强调经济对于金融的决定性作用，是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优化金融结构
会议将优化金融结构置于重要地位，主要是因为，现有的金融结构存在扭曲和错配问题。
第一个错配是期限结构错配。说的是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借短用长”现象。基于中国现有金融结构，我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期限相对较短，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我们对资金需求的期限却相对较长。简言之，资金来源期限短、资金使用期限长，两者之间存在错配。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对长期资金的需求比任何国家都甚，但基于现行的金融结构，我们的资金来源期限又相对较短，这就使得克服期限错配，成了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第二个错配是权益错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发生了堪称“大爆炸”的巨变。这种长期、规模巨大且源源不断的储蓄资源，支撑了经济长期的高投资和高增长。然而，在现行的金融结构下，我们动员的资金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负债，能形成资本和筹资者权益的比重相对较小，这就形成了权益错配。
第三个错配是服务对象偏颇。迄今为止，我国金融主要还是为富裕群体和大企业服务，而对于广大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对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对于广大的民营经济等这些更需要资金及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我们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
“优化金融结构，主要是要纠正以上三个扭曲。”为此，李扬提出了改革的三大方向：
第一，“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结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商业化，始终构成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务。但是，政策性金融一度曾被束之高阁；合作性金融至今仍然举步维艰；开发性金融也只是进入高速工业化时期的新产物。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更是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大银行的天下，更严重的是，无论何种规模、居于何地，所有银行的业务结构都高度同构化。
第二，“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近年来，资本市场受到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越来越多的重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点，渐次也有调整。将资本市场自身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提到首位，显示了中央对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视。
第三，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与资产管理联系在一起。要求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就是追求“非标准化”“出表”“出场”“脱媒”等。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非标准化”趋势明显，但由于监管未能及时到位，监管真空和重叠监管同时存在，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杠杆融资推波助澜，致使资管领域积累了大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整肃资管亦属正常，但是，要求资金由表外回到表内，由场外回到场内，由多样化变为简单化，由资本市场回到银行资产负债表，只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权宜之计，今后金融产品的发展方向还是“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
管理金融风险
会议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这就规定了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内容。李扬强调，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应当体会如下三个表述背后的深刻含义：
第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金融健康与否，取决于实体经济健康与否。实体经济发展不好，就不可能有好的金融；实体经济不好，就不能要求金融无条件提供服务。
第二，“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这分析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稳增长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应当是稳增长优先，应当在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管理金融风险。
第三，“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这说的是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说的就是高质量发展优先。
李扬认为，管理金融风险，主要应从五个方向入手：一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发展，我们开始强调“国产化”，即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的高度。二是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三是“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四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的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五是去杠杆。金融风险的源头是高杠杆，因此，去杠杆是一项长期任务。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去杠杆的重点、策略和节奏有所调整，有些人就主观地认为去杠杆已经结束。如果认真分析我国宏观杠杆率和各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及其演变，特别是认真研究高杠杆与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联，就会认识到，去杠杆的任务远未完成。
遵循经济规律
遵循经济规律的要义是沿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向前推进改革，并纠正一切与这一目标相违背的体制机制。在这个方向下，应当特别关注如下三方面进展：
其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在推进“三率”市场化过程中，汇率的市场化关系我国能否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率市场化关乎我们能否有效地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地区、行业和企业手中；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则关系到我国金融产品定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引导资源配置，而市场的引导主要依靠金融资源的流动，金融资源则主要受到这三个“率”所揭示出的信息牵引。客观地说，完成“三率”市场化，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破除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偏好，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服务。遵循竞争中性原则，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去年首次提出。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竞争的基础地位”概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总理也提到要实施“竞争中性”原则。这说明，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将成为我国深化各领域改革的方向之一。若能实现竞争中性，目前困扰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困境都将迎刃而解。
其三，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应当积极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
发展金融科技
李扬认为，切实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将极大地优化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素基础和结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发展科学技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推动科技产业化，从来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发展金融科技的要义，就是使创新成为推动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变革和金融服务效率提升的根本支撑。
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一是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这一始终困扰金融发展的难题，二是提供更可靠的信用基础，助力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三是准确地提供各种要素的流转轨迹，便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四是让各个部门、各个主体都能够显示自己的偏好，为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参数，五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有效接入普通大众和小微企业。应当指出的是，金融科技不是科技，其本质是金融，金融科技企业必须做好上述五类事情，才能保证自己不是泡沫。
扩大对外开放
在李扬看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要开放，而是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措施。也就是说，金融对外开放要有针对性，要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关键要做到三个提高：
第一，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放在中国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的大战略之中，将中国置于全球之中的一种战略安排，所以，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目的是提高中国金融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引进外资等，只是其包含的内容之一。
第二，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后，大量我们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会接踵而至。如何管理一个日趋复杂的金融世界，我们并无经验。所以，提高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第三，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与全球经济和金融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新格局日益成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参与金融的全球治理，表达中国看法，发出中国声音，表明中国立场，维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有了必要性，而且有了可能性。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