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看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经济活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地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巨大内需潜力，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与经济活力：实现了GDP年均9.5%、人均GDP年均8.5%的增长,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8%上升至15%；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今天，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实践，不是为了简单地彰显过去，而是为了实现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以赢得国际竞争合作与国内稳定发展的主动。
（一）
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从工业化前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主要得益于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打开国门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当前，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
以产权保护为重点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果，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力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支撑和支持。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压力和挑战，这种状况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不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既需要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应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需要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民营经济稳定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基础。
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点重塑“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过去40年，“中国制造”依托低成本优势快速崛起；今天“中国制造”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中国制造”要重塑新的综合成本优势,关键在于通过系统的制度变革，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着力大幅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社保费用负担，以支持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发展壮大；二是着力解决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问题，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着力破除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垄断格局和利益藩篱，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激活创新要素为重点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当前，制造业向服务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趋势明显，迫切需要加大创新发展力度。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和世界第二的研发投入，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人才规模和研发投入规模优势还难以充分转化为自主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这就迫切需要把提高科技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推动科研领域不断深化改革；迫切需要采取员工持股等多种形式激励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激励机制；迫切需要鼓励科研机构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以科研为中心的创新管理新体制和激励创新的新机制；迫切需要推动教育改革，推动开放型、创新型教育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二）
我国进入消费升级新时期，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关键在于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注重协调利益关系和增强改革普惠性，实现了从短缺经济社会到消费升级新时期的历史性提升。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并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预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5%左右提高到50%左右。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全社会服务型消费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把巨大内需潜力转化为产业变革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在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我们预计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由2017年的37万亿元左右增长到50万亿元左右。我国日益扩大的巨大消费潜力是未来10年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需要看到的是，当前，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较为突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关键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市场化改革的新红利。特别要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
在政府保基本的前提下，公共服务领域要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教育、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型消费都是消费升级的热点领域，都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在消费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今天，这些服务领域的市场放开后，可以创造巨大的细分市场，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为此，要在突出强调政府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尽快、尽量引入竞争机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环节，引入竞争性供给主体，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主体竞争的新格局；改革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尽快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以降低成本，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加快利益结构调整。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要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为此，要把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并形成推进改革的行动路线。比如，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规范的员工持股，让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员工能够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获得财产性收入，并形成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重要的是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收益，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逐步成为“扩中”的生力军，等等。
（三）
我国开始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需要坚定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全面开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今天，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是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突出优势。立足近14亿人的内需大市场，保持战略定力，以高水平的开放倒逼高难度的改革，我国就有条件、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
建立与主动扩大进口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以往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进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脱节，进口不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现实需求的状况较为突出。比如，有报告指出，我国进口总额中，消费品比重不足10%。伴随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渐强烈，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可以更有效、更直接地增加相关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未来几年，如果消费品进口比重达到20%的水平，不仅会给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创造市场条件，而且每年将给其他国家带来约4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从实践看，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较为滞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动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实行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独特优势出发，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以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会展为重点的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比如，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促进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升级，不断创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更大范围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着力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体制无缝对接的突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以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为引领，着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探索形成海南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新高地。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在经济转型升级趋势与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交织的新形势下，改革发展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主动，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行动、抓落实、见成效。坚定地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近14亿人的巨大内需潜力，不仅将赢得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也将更大地惠及整个世界。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