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宏观调控

　　王   健     王立鹏

　　[摘 要]     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活力，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运行也经历了多次各具特色的波动及问题，每次中央政府都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审时度势地进行宏观调控，因时制宜地解决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纠正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失灵导致的宏观波动，推动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已先后经历了八轮宏观调控：一是“计划式”宏观调控；二是“双紧式”宏观调控；三是“硬着陆式”宏观调控；四是“软着陆式”宏观调控；五是“激励式或扩张式”宏观调控；六是“未雨绸缪式”宏观调控；七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八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前四轮是收缩型宏观调控，后四轮是扩张型宏观调控。

　　一、 “计划式”宏观调控

　　第一轮1979—1981年的“计划式”宏观调控。当时，经济和经济体制的特点：一是短缺经济，经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二是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1978年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98％。三是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揭开序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化建设上来，激发了各地建设热情，“大干快上”的冲动，导致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一是经济过热，当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7%，供不应求的矛盾突出。二是投资过热和投资品价格上涨，当年投资率为 38.2%，计划之外的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是高于计划价格的议价产品，从而抬高了物价指数。三是财政出现赤字，迅速增长的基建投资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979年财政赤字207亿元。四是外贸出现较为严重的赤字，为了满足国内投资需要，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进口，1979年外贸赤字为11.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8.4亿美元。五是消费增长和物价上涨，消费强劲增长，1978年最终消费率达62.1%，为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政府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国家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6%，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一个高峰。

　　1979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八字方针，展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轮宏观调控。本轮宏观调控体系是计划经济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宏观调控的部门以计委为中心，财政部和银行的调控措施都服从和服务于计委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宏观调控的手段都以行政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整顿经济秩序，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等问题，一是国家计委等部门以计划手段压低各项计划指标，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二是以行政手段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控制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三是以行政手段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冻结企业存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停止财政补贴的同时停止银行贷款。四是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五是加强行政部门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坚决制止乱涨价之风。六是为适应外贸体制改革，调动出口企业积极性，国家逐渐放开外汇配额限制，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 这些宏观调控措施较快地压缩了总需求、遏制了通货膨胀，1981年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到5.2%；1981年经济增长率较快地回落到5.2%。

　　二、“双紧式”宏观调控

　　第二轮1985—1986年的“双紧式”宏观调控时的经济和体制特点：一是短缺经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仍然是主要矛盾；二是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三是198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

　　当时，全国为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而大干快上，经济在经历短暂调整之后转为快速增长：一是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5.2%，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是投资膨胀，投资率为34.5%，消费强劲增长，1984年最终消费率达65.5%，出现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三是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在中央银行政策激励下，专业银行1984年下半年盲目扩张信贷规模，货币供给迅速增加，通货膨胀明显上升。四是机关和事业单位纷纷突击提高工资、发奖金和消费品，加剧了通货膨胀，1985年物价迅速上升，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8.8%，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高峰。

　　本轮宏观调控的特点：一是宏观调控开始尝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计委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格局有所改观，形成计委、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联合调控宏观经济的体系。二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行政手段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行政部门仍然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严格制止乱涨价。三是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信贷投放和货币供给量，1985年中央银行加强了贷款额度的控制，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1985年12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成立，标志着沿袭多年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四是国务院要求各地制止物价继续上升、压缩基建项目。这些宏观经济调整措施快速有效，经济过热很快得到抑制，通货膨胀率快速下降。1986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8%，198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2%。

　　三、“硬着陆式”宏观调控

　　第三轮1989—1990年的“硬着陆式”宏观调控时期的经济、微观基础和经济体制特点：一是存在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缺口，依然是短缺经济。二是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变化，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三是形成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用五年时间实现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价格闯关”使物价指数迅速上涨，大多数商品由较低的政府定价转变为较高的市场价格，同时，价格上涨预期又导致抢购风潮，通货膨胀严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5%，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上涨高峰。随着银根松动，投资猛增，1988年投资率为37.4%。消费增长势头强劲，1989年最终消费率64.1%，经济增长率为11.3%。进口增加，外贸赤字为77.5亿美元，外汇储备55.5亿美元。

　　1989年，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总需求。本轮宏观调控的特点：一是主动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尝试计划、财政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形成计委、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共同调控宏观经济体系。二是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信贷和货币投放,紧缩的财政政策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国民收入超额分配。三是坚持执行紧缩信贷的方针，中央银行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四是坚持执行紧缩财政，严格项目审批等措施压缩投资规模。五是以行政手段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严格制止乱涨价，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六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坚决压缩总需求的宏观调控迅速地抑制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经济实现了“硬着陆”： 1990年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到3.8%，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急剧下降到2.1%。

　　四、“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第四轮1993—1995年的 “软着陆式”宏观调控时期的经济体制和微观经济基础,已较前三轮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推进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了宏观调控体系。三是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有大幅度发展，在1993年的GDP中，非公经济已经上升至24％，公有制经济占76%。四是本轮宏观调控还要解决上一轮宏观调控的后遗症：经济过热；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也是1949年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

　　本轮宏观调控的特点是：改革与调控相结合，在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进行宏观调控。一是财政体制进行了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任务，实现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离，外汇实现汇率并轨，形成计委、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1993年开始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三是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连续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严格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四是财政支出适度从紧，财政部门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之内，发行国库券减少流通中货币量。五是计委削减基建投资，以审核排队的方式严控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开发区，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并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

　　宏观调控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过快增长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得到了有效遏制,价格涨幅显著回落,消费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24.1%分别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7.1%和8.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7.5%和14.8%,经济增长速度则由1992年的14.2%、1993年的13.5%平稳回落到1996年的9.6%。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值得指出的是本轮调控时期宏观经济的变化:一是中国经济自1996年起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二是消费率开始下降，1993年和1994年最终消费率分别下降为58.5%和57.4%，消费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三是1994年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成效明显，当年就实现进出口贸易顺差53.9亿美元，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逆差年份多顺差年份少、外汇储备长年低于外贸赤字的现象，此后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持续攀升。四是外汇储备增长迅速，1994年外汇储备达516.2亿美元，1996年为1050.2亿美元，突破了千亿大关，开启了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序幕。

　　五、“激励式或扩张式”宏观调控

　　第五轮1997—2001年的“激励式或扩张式”宏观调控。当时，经济运行、微观基础和经济体制的特点：一是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错位，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率下降。 二是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出现明显变化，非公经济超过公有经济，在2000年的GDP中，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为45％，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为55%。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的培育和完善过程之中。

　　1997年,东南亚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新变化。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和东南亚国家的信心，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冲击，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国内经济的主要矛盾由国内商品供不应求转向有效需求不足。在国际和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幅回落,通货紧缩迹象日益明显。消费下降，1997年和1998年下降到52.2%和58.7%，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升反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2.6%和－0.8%,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7%,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值。

　　面对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运用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一是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完善，形成计委、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有机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计划调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合力。二是侧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等间接调控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把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及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针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宏观调控政策及时地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主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四是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五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采取了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为主，加之银行配套资金和企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六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密切配合，降低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开征利息税，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求关系。七是启动消费需求，通过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清理和完善消费政策、消费环境以及扩大高校招生等措施，有效地扩大了居民消费。八是适时提高出口退税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对外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

　　经过本轮的宏观调控,我国GDP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7.8%逐步地提升到2003年的9.1%；而消费价格指数则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2000年起，工业经济从轻重工业并重转向重工业为主，轻重工业比从1981年的52 : 48到2000年的40：60，此后轻重工业中的比重逐年增至70%以上。经济发展又开始进入上升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双顺差的持续，2001年外汇储备为2121.65亿美元，突破2000亿关口。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抑制住了亚洲国家汇率进一步贬值，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六、“未雨绸缪式”宏观调控

　　第六轮2004—2007年的“未雨绸缪式”宏观调控。当时经济和微观经济基础的特点为：一是宏观调控的微观经济基础变化，已经形成了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外商经济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三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2]

　　2003年下半年起，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过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不稳定不健康等问题，同时，就业压力加大，2003年就业率为97.84%，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上升。

　　从2003年年底开始，至2004年4月，第六轮未雨绸缪式的宏观调控全面展开，这次调控不是在经济已经全面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后出现的事后调节，而是在经济进入增长期后，为预防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调控。中央政府及时抓住了某些部门投资过猛的苗头，在经济增长率尚在适度范围内、价格攀升趋势刚刚露头时就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

　　本轮宏观调控是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一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采用经济手段，保护了各方面利益，调控效果明显，副作用少。二是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稳健，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从紧”，“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三是遵循“适度从紧”的原则，调控在一开始就定为有保有压，因而不仅抑制了过热部门的盲目发展，而且调整了经济结构，稳定了物价水平、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2004—2007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5%、9.9%、10.7%和11.4%，2004—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3.9%、1.8%、1.5%和4.8%。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推进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五是根据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关口，达10663.44亿美元。

　　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

　　2008—2011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2008年9月发轫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形成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金融业，其影响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摩擦增加。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中国经济增速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长率降至9%,是7年来的最低点。不少投资机构，尤其是我国金融企业对美国投行的投资，随着投行的倒闭或经营不景气而蒙受损失，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利润缩减，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多出口导向型企业经营十分艰难，甚至有一些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财政减收，就业压力增大，民生问题突出。

　　面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央政府以世界眼光准确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战略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灵活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2009年迅速推出并实施“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灵活审慎的调控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2011年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厉行节约。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把扩内需、保增长与重民生、促和谐结合起来，把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结合起来，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经济企稳回升，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中国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的经济高速增长，2009—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8.7%、10.4%、9.2%。物价水平稳定，2010—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为3.3%和5.4%。国内消费增长，2010年和2011年消费增速分别为18.3%和17.1%。就业人数增加，2009年我国全年新增就业达到1102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7%，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达到51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达到16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外贸稳步复苏，外汇储备增加，2009年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财政收支双增。市场流动性充裕，新增贷款大幅增加。2009—2011年外汇储备分别为：23991.52亿美元、28473.38亿美元和31811.48亿美元，同时，我国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没有参加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八、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2014年至今的第八轮宏观调控。2014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特征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必须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概言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3]

　　2014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改善宏观调控，寓改革于调控之中。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各级政府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以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强调宏观政策要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4]

　　本轮调控以来，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求平衡，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对外开放深入发展，倡导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2014—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4%、6.9%、6.7%和6.9%。物价水平稳定，2014—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为2%、1.4%、2%和1.6%。2014—2017年的外汇储备为： 38430.18亿元、33303.62亿元和31399.49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宣布，人民币已经符合关于国际货币的“自由使用”标准的规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并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正如党的十九大指出的，“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5]将持续地熨平宏观经济波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N].人民日报，1979-4-28.

　　[2]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Z].人民出版社，2003:1.

　　[3][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EB/OL].新华网，2014-12-11.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