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须在改善不平衡上“积极”

　　日前，针对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减税降费如何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等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财政部长刘昆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刘昆在采访中表示，积极财政政策不是“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除减税降费之外，增加政府支出也是常用的一项措施。政府支出主要指由政府为主导的消费及投资行为。政府支出的合理使用，是财政政策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增加人民获得感的关键。

　　“更加的财政政策”该如何“积极”？如何避免政府投资导致基础设施低效率和挤出效应？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立足于改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政府投资，势必要突出民生性和生产性。当前，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公平需求。在经济方面，首先是收入不平衡，地区经济和城乡收入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次是消费不充分，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不高，最近几年虽有了明显上升，但直到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也只有53.6%，离发达国家的70%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但随之扩大的还有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些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有所缓和，但基尼系数仍保持在0.46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同时，近年来我国消费领域发生巨大变化，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消费能力出现严重分化，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将对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必然要求。

　　所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以转移支付为重要手段，通过安排中央专项扶贫资金，继续推进扶贫工作，尤其是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要加大扶贫力度。同时，通过安排就业补助资金、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发展不平衡在社会方面表现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衡，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教育投入还是卫生健康投入，农村都明显低于城市，而西部又明显低于东部。另外，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也较低，难以满足人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不管是道路交通等，还是教育、医疗卫生，实际上对于群众生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而这种广义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东部地区已经相当完善，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很不充分。造成这种差异的诸多成因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公共财政服务支出的分配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不仅实实在在地影响到群众的生活质量，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群众所能感受到的“获得感”，从而影响群众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的认同感。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着力于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相关研究也显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水平不仅能够帮助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且能有效缩小我国居民间的消费差距。

　　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中央政府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使得农村地区获得更多的福利性财政投入，使公共服务在广度和深度上在农村地区均得到提升；第二，强化省级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农村水利、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任；第三，明确县级政府在落实民生政策、提供基本公共福利服务的实施主体责任，提高民生福利支出保障的实现程度，努力促进城乡间基本公共福利服务的均等化，熨平城乡间因福利财政分配差距而导致的消费差距。

　　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人与自然发展仍然不平衡，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不同地区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那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由于以经济发展为各项工作的重心，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相对偏少，造成资源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支持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同时，应当对环境治理工作给予支持，比如，投入资金帮助建立工业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项目。

　　同时，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等方式，将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技术和人才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解决中西部地区发展需要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问题，从而使中西部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东部发达地区可以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建立起先富带动后富的地区帮扶机制，实现共同富裕。（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