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少年考上大学与司法宽容并无逻辑关联

　　基于中国司法问题的研究要想摆脱偏颇困境，进而让人信服，就应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更严谨的逻辑证明和更全面的司法数据中去。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未成年犯罪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先是河南鲁山县一未成年强奸案被宣传成“冰释前嫌”，引发舆论关注；再有14名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涉罪未成年人步入大学校园，又招来“宽容还是纵容”争议不休。这样的舆论关注，却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公众对未成年人涉罪的高度重视，忧的社会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仍暧昧不明，难有共识。盈篇累牍的评论，多见各说各话，少有针尖对麦芒的交集。

　　司法处置非前嫌，不能任由当事人“冰释”。《红楼梦》里有个著名的案子，叫“薛家主仆故意杀人案”。在当值法官贾雨村的运作下，薛家赔付了受害方“许多烧埋银子”，双方于是“冰释”前嫌。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还好，小说中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在鲁山没有再现，“冰释前嫌案”中的未成年被告人不久前仍被诉上了法庭。再说宁夏这事，据报道，今年宁夏共有15名涉罪未成年人参加高考，最后14人考上大学，其中有7人考上一本。这能说明什么？考上大学就代表“宽容”吗？没考上大学就不是“宽容”了？考上大学就代表“纵容”吗？没考上难道就不是“纵容”？毫无逻辑关联的事，被自然捆绑在一起，还引来了唇枪舌剑，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其实，不捕、不诉、无罪等等，司法程序上的这些宽容举措，都对应着具体的适用标准。比如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退赔等等，这些都是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或要件。但在所有的标准中，从来都不包括“将考大学”或“已考上大学”。一位17岁的高三学生，和一位17岁的农民工，在司法处遇上应该得到同等对待。哪怕是一位17岁的无业游民，他不考大学或考不上大学，只要具备法定的不捕、不诉条件，也应该得到不捕或不诉的司法结果。

　　涉罪未成年人考上大学，也不表示当初的“宽容”就是对的。也许这位涉罪未成年人，在上大学之后又犯案了。涉罪未成年人没考上大学，当然也不表示当初的“宽容”就是错的。或许这位涉罪未成年人，真的已经改过自新，重回正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成功的道路不止上大学一条。

　　未成年人司法，有“教育、感化、挽救”这六字方针，还有“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少捕、慎诉、少监禁”等司法原则。14名考上大学的涉罪未成年人，并不能当然代表“宽容”。据报道，2018年上半年，兴庆区检察院未检科共批准逮捕案件73件98人，不批准逮捕案件66件103人，其中未成年86人。就批捕和不捕的数据来说，相差并不大。如果记者罗列出98位被批捕者的故事，估计给读者的情绪影响将与“上大学”完全相反。基于中国司法问题的研究要想摆脱偏颇困境，进而让人信服，就应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更严谨的逻辑证明和更全面的司法数据中去。

　　（作者系资深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