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监管：社会治理不能跟着舆论走

　　社会治理与舆论的性质不同，特性也不同。它是系统的，是有谋划的，有控制的，是服务于最多数人民利益的。网约车是新事物，但在规则面前，新事物没有特权。

　　浙江乐清女青年坐滴滴顺风车遇害，除了引发舆论潮外，近日也迎来一波约谈潮。26日下午，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及京津有关部门，对滴滴公司开展联合约谈，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面整改。截至昨日，已有广州、深圳、重庆等10座城市对滴滴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加快推进合规化进程。媒体称“滴滴遭遇监管风暴”，这并非夸张。

　　在对滴滴的约谈中，各地都把“加快推进合规化进程”作为主要诉求之一提了出来。那么，原来大张旗鼓的滴滴平台，居然不是“合规化”的？如今，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网约车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2013年春节，大量返乡客自发拼车回家，引起舆论关注。“有偿拼车能否合法化”一时成为舆论热点。在当时，“有偿拼车”等同于“黑车”，都是违法行为，一旦查处，将面临高额罚款。在回应当时舆论时，各地交通管理部门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由于私家车主并不具备营运资质，会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2015年，网约车在中国出现，“以私家车主为核心的有偿拼车”模式获得舆论强烈支持。成都等地监管部门在查处网约车时，舆论呼吁网约车合法化。

　　2015年，滴滴上线顺风车产品时，将其定义为“社交平台”，发布过“反正早晚连我都要成为你的”式的暧昧广告语。

　　2016年我国“网约车新政”发布，成为全球首个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

　　从2016年6月23日至今，已发生与网约车有关的刑案100多起。

　　今年5月，郑州空姐李明珠坐滴滴惨遭司机杀害，滴滴平台则遭遇舆论挞伐。

　　乐清女青年遇害后，有人干脆认为，是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害死了滴滴女乘客。

　　网约车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其中当然有舆论的摇摆。最初大众都要“放开监管”，要“出行自由”。网约车客观上解决了“打车难”，带来了出行便利，因此得到大众力挺。而今年以来，两起恶性事件发酵之下，舆论出于对自身安全感的担忧，转过头来呼吁加强监管。本来，这也情有可原。舆论常常是感性的，而在网络生态下，则容易以感性表达席卷话语空间，遮蔽理性思考。

　　问题在于，因为方便，舆论支持网约车；因为舆论太过凶猛，社会治理随舆论起舞——这显然不正常。

　　在网约车问题上，大众首先追求的是方便，社会治理不能首先追求“方便”，而是“有序”。安全在这个“有序”中排位第一。

　　恶性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对很多人来说，是概率问题。但对社会治理而言，安全永远是必须严防死守的底线。“方便”很重要，但安全是致命的。没有对安全的监管到位，网约车这种人们曾经寄予厚望的新事物也不过是法外之地，也许会成为美好生活追求者的陷阱。

　　社会治理与舆论的性质不同，特性也不同。它是系统的，是有谋划的，有控制的，是服务于最多数人民利益的。网约车是新事物，但在规则面前，新事物没有特权。

　　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评判标准，不应该是舆论，舆论的可变因素太多，而应该是人民，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舆论算是警钟，但社会治理应有自己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