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波
[摘 要]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不断致力于增进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投资金额和投资范围逐年飞速增长，遍及了沿线国家多个行业，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我国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稳定程度、文化形态、市场机制都差别较大，再加上我国自身在投资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很多风险和隐患，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范和规避。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防范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在2015年至2017年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37.1亿美元，2017年的投资额就达到143.6亿美元，较十年前的32.5亿美元翻了两番有余，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200.8亿美元中占比12.0%，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成了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正在建设的有56个，投资存量185.5亿美元，向所在国家缴税近13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以及俄罗斯所占比重最高。[1]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前景非常广阔，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效益十分巨大，但是其中存在的风险也不可小视，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普遍疲软的总体态势下，“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横空出世，为相关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辐射区域西至西太平洋，南至南亚及东南亚各国，北达俄罗斯，覆盖了沿线的64个国家，而且，“一带一路”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合作范围并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区域，可以预见，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个共同体当中。
从目前“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分布来看，我们可以将这64个国家分为六个地区：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中东、俄蒙以及中东欧。首先，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最高，且增长速度最快，从2003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增长63.1%，翻了100余倍，直接投资存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40%强。其次，在俄蒙地区和西亚中东地区，我国虽然过去投资额度不高，2003年俄蒙地区仅有0.75亿美元，西亚中东地区仅有5.23亿美元，但是近十年来我国在这两个地区直接投资额度增长飞快，2016年在俄蒙地区的总额为177.8亿美元，西亚中东地区为146.4亿美元。再次，在南亚与中亚地区，我国直接投资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尤其是中亚地区，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增速为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之冠，如哈萨克斯坦，在中亚所有国家中获得我国直接投资最多，中国在其所获投资的来源国中位居第四位。另外，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家也逐渐成为我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最后，中东欧地区吸收我国直接投资的额度目前尚居末位，截至2016年我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为27.5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仅为2.4%，这和其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和地缘因素有莫大关系。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逐渐趋于立体化。十年以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以能源行业为主，到如今，我国在“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已经拓展到了诸如通信业、金融业、铁路公路、农业、IT业等领域，并逐渐向基础设施领域延伸。虽然能源行业仍占据重要位置，但不再是一枝独秀，中国政府已经以更为科学化、立体化和全面化的视野，逐渐加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广度以及与当地实情的契合度，带动了沿线国家相关行业的发展，也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力。[2]
当然，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行业选择上，也注重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形成不同的投资规划。
首先，在东南亚地区，根据该地区海运条件优越，水利、油气、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集中在水电工程建设、油气资源开发和矿产资源开采等领域。如柬埔寨的甘再BOT水电项目和印尼的多个水电项目，都在中国的投资下才得以推进。同时，基于东南亚各国都拥有辽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上油气资源，中国的直接投资力度也相当大。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作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额最高的国家，我国在该国的投资行业涉及金融业、房地产、服务业、基础设施行业以及IT业等，新加坡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海运枢纽地位赢得了中国资本的青睐。[3]
其次，在中亚、西亚和中东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石油资源蕴藏量非常巨大，所以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面向能源行业、物流货运行业，还包括农产品行业。在中东欧地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向基础设施、轻工业、电子信息等领域。在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矿藏冶炼、天然气开采、工业制造等行业。
最后，在俄蒙地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俄罗斯的领土上蕴藏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且由于幅员辽阔，疆域广大，森林覆盖率高，人口密度小，所以我国的直接投资行业包括石油与天然气开采、森林资源利用以及轻工业等领域。基于蒙古在畜牧业和矿石开采与加工行业的优势，我国直接投资也集中于这些行业，并逐步辐射到了农产品加工、物流运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额度分布
“一带一路”背景下，十多年来我国在其沿线对外直接投资的额度整体呈上涨趋势并形成了规模。（见图1）
图1 2003-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度（单位：亿美元）
据商务部统计显示，2006年以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存量并不大，仅为24.4亿美元，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不到4%。2006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奉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全方位的促进和鼓励政策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与亚欧非发展中国家的精诚合作与互惠共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度每年平均增长20%以上，尤其在2015年之前，由于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走向疲软，导致其对外直接投资后劲不足，而中国则异军突起，替代这些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2015年全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金额高达148.2亿美元，为历史最高点。从存量上看，从2006年年底的27.8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年底的1156.8亿美元，增长了近42倍。2016年和2017年，由于亚投行的成立以及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流量有略微下降，但也保持在140亿美元以上，我们仍然对今后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4]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非金融投资以及金融投资，其投资主体则包括公有制企业以及非公有制企业。
在非金融投资领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这是因为公有制企业在规模、实力、科技、资金雄厚程度和基建能力等方面都比较强。截至2016年，我国公有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非金融领域投资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占所有我国全部非金融投资存量的68.4%，而非公有制企业投资额不到公有制企业的一半。这些非公有制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以及两广、两江等东南沿海地区，而华中、华北、西南、西北等地区的企业投资额度远远小于前者。
在金融投资领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则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但是投资存量占总投资额比重不大，2016年总量不到40亿美元，而非公经济体投资额度占比很小。[5]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不断致力于增进对外直接投资力度，投资金额和投资范围逐年飞速增长，遍及了沿线国家多个行业，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我国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稳定程度、文化形态、市场机制都差别较大，再加上我国自身在投资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很多风险和隐患，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政治风险
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变化，将会使得我国投资项目遭遇到很大的威胁，导致投资项目中途流产或者彻底失败，这就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对于投资企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损失，其后果也往往不可逆转。我们看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政局动荡，政治环境恶劣，社会秩序混乱，国内民心不稳，常发生战乱、武装冲突、游行示威、恐怖袭击等事件，甚至投资企业的资产安全和员工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如此严重和恶劣的政治风险必须要在我们进行投资风险评估时加以足够的注意和审慎的权衡。[6]
（二）文化风险
文化环境是国际投资环境的“软”环境，它并不会如政治、法律那样以刚性的政策、法规明确显现出来，但的的确确是无处不在，并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无时无刻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中，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风俗、民族特征、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文化因素迥然不同，这无疑也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造成很大风险。过去这方面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在中东地区我国投资的能源开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次被宗教极端势力破坏，柬埔寨政府基于民众的环保诉求而暂停中柬合作大坝项目，越南的极端民族主义活动破坏我国投资项目，这些事件都说明文化风险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巨大障碍。
（三）安全风险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仍处于战乱之中，国内战火频仍，局势动荡不安，同时，由于宗教极端势力所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所形成的敌对活动层出不穷，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内安全形势极为恶劣，这不仅可能使得我国在这些国家所投资的产业和项目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抢夺，从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严重威胁我国在东道国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如利比亚的战争就使得我国在其国内的投资项目彻底失败，越南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煽动民众对我国企业公然进行抢夺、破坏甚至是付之一炬，使得我国的投资产业从此一蹶不振。
（四）管理风险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主体主要是国企和央企，经过多年的拓展和经营，目前很多投资项目已经进入正轨并逐渐产生巨大效益。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很多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都缺乏系统、严格、科学、高效的管理，导致了决策失误和巨额亏损情况，尤其是在资金管理方面，由于审计和监管的缺失，内部滋生严重的腐败行为，大大侵蚀了国有资产和国家财富，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五）市场风险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分布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原因，其汇率经常起伏不定，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次，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日本亚太经济战略以及欧盟全球自贸区战略的影响下，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常遭遇激烈的竞争与挑战，很多优质投资项目就此搁浅，还有很多合作项目被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抢夺。[7]再次，受全球经济普遍疲软的影响，“一带一路”很多国家市场萎缩，需求不振，商机骤减，影响了我国的投资回报率。最后，由于很多国家尚未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外汇管制愈加严格，使得我国投资收益无法顺畅收回，进一步打击了国内投资者的信心。
（六）环境风险
由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行业集中于能源、矿藏、水利、交通等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的行业，再加上我国很多央企和国企在对外投资项目运营时缺乏环保意识，对东道国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常受到来自于政府以及民间的强烈抵制，并被冠以诸如“中国生态殖民”、“掠夺式投资”、“生态威胁”等称呼，使得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企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正因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以上这些风险，所以我们更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抵御和防范。
（一）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良好外交关系是对外经贸活动的“护身符”，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是如此。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提升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增强国家政府与政党之间的战略互信，坦诚相见、精诚合作、相互包容、互惠共赢，就能在各种风险发生之前，搭建起一座对话、谈判以及沟通、信任的桥梁，将很多矛盾化解于无形，最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要与沿线国家建立定期磋商和顶层互访的常规机制以及紧急会晤机制，同时借助亚投行、上合组织、金砖五国、东盟等组织与机构的力量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的发展。
（二）做好国际市场调研与环境分析工作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国际市场环境风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我国投资企业必须在前期做好市场调研工作，深入研究东道国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政府决策倾向，把握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动态与预期情况，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诸如意识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社会风俗、思维方式等，并做好风险评估和SWOT分析，这样就能为接下来的投资决策提供充足和科学的参考依据，从而形成合理完善的投资战略规划。
（三）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常采用新建与收购两种方式，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直接输出资本，在东道国建立全新企业或者根据东道国相关法律收购已有企业，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都比较容易受到来自于政府或者民间的压力。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还可以是合资、合作、业务外包、三来一补、委托加工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在很多时候防范投资风险的效果更好。
（四）强化境外安全保障力量
在面临战争、示威以及恐怖主义威胁时，境外安全保障力量能够及时保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首先，我国应该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保障力量，在我国投资企业与员工面临危险之际，充分依靠中国的强大武装力量，保护海外投资资产的安全，震慑和反击恐怖分子，及时接回被困中国公民。其次，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凭借维和行动来保护本国投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最后，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利用合作优势和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拓宽军事合作机制，在条件允许时设立海外军事基地，全方位在打击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海盗以及抵御自然灾害时，发挥巨大的威慑和救援作用。而在强大的境外安全保障力量的保护之下，我国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将更为安全，这也能够进一步增强投资企业的信心，加快他们在“一带一路”沿线扩大直接投资的步伐。
（五）督促投资企业增进环保和生态意识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合作关系，不做资源的掠夺者，也为了树立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在国际上的负责任的良好形象，提升外国政府与人民的好感度和认同度，同时还为了让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项目与企业不受到来自于东道国政府和人民关于环保方面的质疑及谴责，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我国必须要进一步督促投资企业增进环保和生态意识。首先，我国政府要出台指导性的政策和文件，责成投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项目承担必要的环保责任。其次，在投资合作的协议当中，有必要加入环境资源保护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条款，避免投资企业为了业务迅速扩张和项目建设的及时完成，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最终遭到东道国的抵制。最后，我国投资企业也要进一步防范环保主义的威胁，注意防微杜渐，时刻保持警惕，避免东道国政府以环保和生态方面的借口启用绿色壁垒，推行经济保护主义，对我国直接投资企业实施相应制裁。
（六）在东道国营建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综合国力日益强盛，打破了过去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在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看来，是对他们传统霸主地位的挑战，因此，在境外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的鼓动下，西方媒体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反华、仇华、抹黑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把中国的投资、援建、贷款和军事援助甚至是高铁输出都说成是别有用心，抹黑成是借此实现扩大政治影响力，从而称霸世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在东道国的舆论宣传，营造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通过互联网宣传、媒体报道、公关活动、形象塑造以及公益事业等方式，积极传播与推行合作、互惠、共赢的理念，树立中国与各国和衷共济、携手发展的良好形象，让政府和民众能够客观、公正、友好看待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七）大力培养和引进涉外经济人才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高水平的涉外经济人才。尤其是在防范风险方面，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开发设计、经营管理、公共关系、金融投资、市场营销、法律咨询等方面的人才。因此，投资企业应该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力度，以人才来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主体。这就要求投资企业一是要将眼界放宽，在本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挖掘和聘请高水平的人才，以优厚的福利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吸引人才的青睐。二是要大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通过高校培养、国际人才交流访问学习、企业专项培训等手段，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注入新鲜血液。三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运营过程中，要大力吸收东道国的人才参与其中，如此不仅能为企业带来优质人力资源和技术力量，还能够使企业进一步适应和融入该国环境，为投资企业发展带来非常多的便利和实惠。
参考文献
[1]马忠民,潘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研究[J].经济论坛，2017(12).
[2]包佳鑫,李泓锐.““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现状及风险问题[J].国际商务财会，2017(12).
[3][6]曲智,杨碧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10).
[4]陈卫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改革与战略，2017(9).
[5]乐逸,浅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河北企业，2017(8).
[7]杜广庆.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的风险及应对[J].大陆桥视野，20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