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由理念、制度和行动构成的完整体系，它通过科学理念指引制度构建，通过制度规范和引导行动。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革命性变革，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５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制度是整个社会有序发展的保障，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制度的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同样需要以制度和法制来规范和约束整个社会的生态行为。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现状成因极其复杂，有自然禀赋性的、发展阶段性的，也有传统发展方式方面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颁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重点，凸显建立长效机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十九大报告则明确指出，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强调要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制是遏制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的保障，是建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和面向长远的社会规范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进行总体设计、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跨区域和跨部门综合治理的必然选择。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举措是制度建设，即用制度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点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包括源头防范、过程治理、后果奖惩的系统工程，其中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资源损耗补偿、生态保护与修复、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都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制体系，形成更加严格、公平、可持续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加以引导和实现。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点是：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导向性和可执行性。只有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才能从源头上和过程上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朝着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优化升级，以绿色发展推动提质增效。也才能解决好生态环境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改善供给质量、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改善民生福祉，以制度保障绿色化发展在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基本的环境质量是普惠的民生和公共产品，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环境治理体系是指环境治理的相关制度及其执行能力。必须构建全面开放、政策完善、监管有效、规范公平的长效的环境治理体系，才能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环境产品供给问题。生态环境具有系统性，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更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政府在自然资源使用、生态环境空间、污染物总量、环境行为等方面建立健全治理体系，并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制度的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引入资源价值体系和资产市场机制，明确生态资源的责权利，有利于杜绝报废性使用环境资源的现象，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有效保护，也有利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社会资金注入机制，解决我国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上的资金持续投入问题，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动力的良性循环。生态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制度。

　　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只有建立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才能解决原来由行政管辖权所造成的分散监管和地方保护问题，才能保障和强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执行效力。这是我国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行政机构改革的重大创新。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