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时代与世界经济“调适”

　　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管理模式和财政支出结构，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包括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中小学生“择校热”、结构性就业矛盾、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要以“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关键抓手，实现产业结构、动力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全面创新。要继续巩固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占比，发挥制造业的关键引领和强国之基的作用，大力实施“两化融合”，不断提升现代农业，深入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的城镇化”为基本理念，不断提升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促进农民工举家进城并安家落户，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产业下乡和农民工的就地转移，以田园综合体为基础，将农业相关产业与农业（民）合作社、农户进行有效融合，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局面，而以特色小（城）镇为平台，坚持产业发展的主体地位，实现城市产业布局的有效调整，并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示范。

　　2017年第四季度的世界经济运行进入到一个全面“调适”阶段。受到美国经济率先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的带动，发达经济体总体上进入到一个深度“调适”期，即经济表现出“脱虚向实”的特点，经济增长的基础力量更多地依靠消费支撑，资产泡沫管理成为共同的宏观主题，国家利益优先和区域主义的兴起成为发达国家走向“新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重要表现。根据联合国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达到3%，是2011年以来的最好水平，其中中国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一。

　　美国经济进入繁荣期“特朗普新政”再添新变数

　　（一）持续在繁荣阶段运行的美国经济。

　　2017年第四季度的美国经济延续了2017年全年的强劲增长态势，总体表现出“四高两低”的局面，即：信心高，消费者信心指数和PMI先行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增速高，经济增速达到2.6%，并带动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经济总量达到19.4万亿美元；就业高，2017年全年新增就业达到220万人，失业率降至4.1%；资产价格高，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过了次贷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全美平均房价约为23万美元左右），道琼斯指数也在年末破了24000点，年度涨幅高达22.66%；通胀水平低，12月的年化CPI的平均水平只有2.1%，而扣除了能源和食物影响的核心CPI只有1.8%；赤字水平低，2017财年，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为6657亿美元，约占同期GDP规模的3.5%，贸易赤字的规模预期为5600亿美元左右，总体上没有进一步恶化。“四高两低”的经济运行有效维护了美国经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并为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型和调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形成了“特朗普变数”。

　　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指世界级大国根据全球的共同经济利益并依托国家利益，倡导构建并有效维护的全球经济发展方案和行动纲领。2017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甫一上任就对美国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表现出典型的“孤立主义”和“逆全球化”的色彩。2017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退出TPP协定，并无限期搁置TTIP谈判；10月，正式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提出批评，威胁要重新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至此，美国全球治理战略“一体两翼”出现重大变故，全球治理体系转向单边色彩。特朗普指出，要开启“美国第一”时代，并要求“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这一转型给长期依赖美国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重重一击，现行的贸易规则被破坏，投资自由化被扭曲，金融全球化出现了巨大的政策性风险，战后70多年来美国给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保障机制和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竟是如此脆弱，号称“三权分立”的制衡有序权力结构也失去了所假定的稳定性和弹性。世界经济秩序已在美国的急速转向下失去了应有的效率和作用，也同样丧失了名义上的公平和法治，原来以“一体两翼”作为对外治理基础的国家被迫放弃或退让国家的根本利益或调整发展目标，以适应一个庞大而咄咄逼人的美国，“美国第一”其实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以侵占他国的合法应有利益为代价的霸权式的治理逻辑。

　　目前，特朗普总统也意识到全球经济治理的风险，并试图纠正自己的失误。2018年1月，特朗普在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如果能就相关分歧和贸易原则与原TPP国家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美国愿意再次加入TPP”。在变数之外又增加变数，比较深刻地反应了特朗普团队在国际政策和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单薄和不成熟。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五大特征”开启新发展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四季度增长6.8%，经济规模为233834亿元，体现出质量第一、结构优化、效益优先、动力提升和平衡稳健的“五大特征”。

　　（一）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工业发展为重心提升发展质量。

　　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钢铁、煤炭年度去产能任务圆满完成。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0%，创5年新高。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1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10616万平方米。工业企业杠杆率不断降低，1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下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92元，比上年减少0.25元。短板领域投资加快，全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3.9%、16.4%和16.4%，分别快于全部投资16.7、9.2和9.2个百分点。

　　（二）以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5468亿元，比上年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334623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32亿元，增长8.0%。第三产业的占比达到51.6%，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立足于企业效益和环境效益全力推进效益优先。

　　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5187.1亿元，比上年增长21%，增速比2016年加快12.5个百分点。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0%，为近五年最高水平。在第三产业中，受工业生产增长加快等因素的带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了较快增长，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0%，提高2.4个百分点。

　　（四）三驾马车和创新发展成为动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2017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631684亿元，比上年增长7.2%，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62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277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4.2%，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从“三驾马车”的动力结构看，消费占比为58.8%，投资占比为32.1%，出口占比为9.1%。

　　（五）收入、物价、城镇化和房地产的良好运行成为我国经济平衡稳健的重要保障。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比上年实际增长7.3%，实际增速比GDP和人均GDP增长分别快0.4和1.0个百分点。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平衡和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柱。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房地产由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提升。201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799亿元，比上年增长7.0%，增速比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9.4%。

　　积极财政政策深入实施减税降费有效推进

　　2017年，全国合计收入总额为236608亿元，同比增长13.3%。而全国合计支出总额为266803亿元，同比增长12.9%。财政运行压力略有缓解。

　　（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7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119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1448亿元，同比增长7.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44360亿元，同比增长10.7%；非税收入28207亿元，同比下降6.9%。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33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9859亿元，同比增长7.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3471亿元，同比增长7.7%。

　　（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1462亿元，同比增长34.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25亿元，同比增长6.4%；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57637亿元，同比增长37.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59亿元，同比增长40.7%。2017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0700亿元，同比增长32.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2684亿元，同比增长6.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58016亿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51780亿元，同比增长37.1%。

　　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三大变革”

　　（一）以提升产品质量、生产质量和生活质量为支撑推进质量变革。

　　质量变革的基础是提高产品质量，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我国长期以来在工业领域存在产出规模增速与增加值总额增速不匹配的情况，在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后，钢铁制品、塑料制品等多类工业品的增加值增速低于产出规模的增速水平，增加值率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应着力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形成产品的独特竞争优势和对产业链的参与优势，从而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和优化价值链的分布结构。

　　质量变革的关键是提升生产质量，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生产质量既指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又指生产经营方式的优化，还强调企业组织方式的全面创新，并统一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主线。科技进步和模式创新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2018年要进一步优化应用基础创新的支持，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产学研高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

　　质量变革的目标是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体验感，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是分配制度的完善和分配机制的高效有序，要着力提升分配体系的激励性、公平性和适当性，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撑。

　　（二）以生产效率、市场效率和协调效率为核心推进效率变革。

　　生产效率强调要素配置效率、企业运行效率和生产组织效率等三个方面。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是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以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资源的市场化为基本抓手，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即大力破除无效供给，进一步处置好“僵尸企业”；确立、培育和扶持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金融成本和税费成本。

　　市场效率重点关注三个领域，即市场准入效率、市场匹配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其中，市场准入效率的关键是落实好“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对创新产品和服务坚持审慎监管原则；市场匹配效率是指完善市场的体制机制，从而使市场具备更好的差异化需求识别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并具有快速、准确、有序的运行特征，从而形成定制化、个性化、减量化的需求新态势；市场交易效率主要指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平稳、快速、安全等要求的实现能力。

　　协同效率主要是指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协同关系和运行效率。从经济与社会来看，要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管理模式和财政支出结构，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包括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中小学生“择校热”、结构性就业矛盾、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中央经济会议指出，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操作。从经济与生态来看，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三）以创新和产权保障等为抓手推进动力变革。

　　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驱动。要有效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创新职能，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和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并推动科研条件在社会各类主体中开放、平等、有序的使用；而企业则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结构发展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结构发展动力要以“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关键抓手，实现产业结构、动力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全面创新。要继续巩固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占比，发挥制造业的关键引领和强国之基的作用，大力实施“两化融合”，不断提升现代农业，深入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城镇化发展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拓展。城镇化在劳动要素的分布结构、配置水平、协调能力中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并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的城镇化”为基本理念，不断提升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促进农民工举家进城并安家落户，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产业下乡和农民工的就地转移，以田园综合体为基础，将农业相关产业与农业（民）合作社、农户进行有效融合，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局面，而以特色小（城）镇为平台，坚持产业发展的主体地位，实现城市产业布局的有效调整，并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示范。产权保障动力是指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以加强产权保障激励企业投资扩张和产业创新发展。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设重点主要包括现代企业产权、农村集体产权和知识产权等三个领域，根据“十九大报告”和中国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设要求主要包括：一是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二是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使产权成为民营企业家财富的重要保障，并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三是要以“三权分置”、“房地一体”、“用益物权”、“同权同价”、“集体经营收益索取”等关键环节的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有效促进资本向“三农”流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四是以知识产权的创新、保护和运用为核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有效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有序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作者单位：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