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高铁扒门需公德还是规则？

　　高铁扒门、微信炫富，还有人因为妻子怀孕而要求全小区人不能养宠物，近来，个人在公共场所行为失当的新闻屡屡成为热点，也让公德问题再次被国人关注。有人认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必须建立起普遍的公共道德意识。但也有人认为，公共秩序的构建，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规则完善与否的问题。

　　●正方

　　从臣民到新民

　　私德要转化为公德

　　王瑞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百年前，梁启超写过《新民说》，其中提到，国人要从“旧民”也就是传统时代的臣民，转变为“新民”也就是现代公民，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公共意识。这一判断到今天其实仍旧有效，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也是公共意识建立的过程。

　　公共意识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自主自立，是社会的主人，在公共事务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不再被动地接受。第二要重新认定公共关系，过去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五伦其实都是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身边认识的人。所以有学者认为国人缺少第六伦，也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如何调节与陌生人的关系呢？第一依靠法律，第二依靠公共道德，这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把传统想得非常完美，但不得不承认，在公德教育上，传统社会一直都非常缺乏，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私德的培育，但恰恰缺乏一种不论亲疏远近的公共规则，更缺乏公共规则的意识。

　　牟宗三曾经分析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中国人更擅长感悟式的思维，而缺乏逻辑思维，感悟是私人的，各自的理解不同，但逻辑是共同的，也是客观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下，我们对社会的治理方式，一直都是感化、教化型的，而没有塑造出一种普遍的、且行之有效的公共道德体系，更没有公共道德的意识。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私德和公德的区别。私德更强调个人修养，比如五伦，依靠每个人自我的完善和提升，来实现美好的社会。公德则不同，公德在某种程度上和私德有关系，甚至也可以从私德中生长出来，但同时它又是一套独立而完善的公共行为规范，不能直接以私德代替公德。就好像丈量距离，肉眼当然可以估量一个大概，但如果用尺子，则更精细。这并不是外物代替了人，而是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换言之，就是把那些不确定的个人体悟固定下来，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高者低就，低者高就。

　　为什么高者要低就呢？举例来说，单位年终评奖，有一个获奖者个人品德高尚，不愿意领，但这会让别的获奖者难堪，甚至更多人会认为，别的获奖者品德不高。这很麻烦，因为这样一来，评奖的激励作用就会失效。反之，品德高的人低就，领了奖，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这其实也是公德和私德的最大区别之一，圣贤的道德境界远高于公德的标准，但他也要放下身段，尊重、遵守公德。

　　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道德和公共道德意识的区别。其实我们并不缺乏公共规则，如交通规则，真正缺乏的是公共意识，即尊重公共规则的意识。其实乱穿马路、随地吐痰之类，只是细节，甚至更接近于私德，在家里随地扔东西、吐痰显然也不行。我们确实缺乏公德，但真正缺乏的，是对公共领域客观规则本身的尊重。还以交通为例，我们往往把规则功利化，认为规则就是为人服务的，这样的认识，很容易导致一种结果，即有车的时候不闯红灯，没车的时候就可以闯——既然规则为人服务，那么没车的时候自然可以走，即便是红灯。但事实上，规则的存在，有其存在的意义，不因个人的方便与否转变。而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认识。

　　●反方

　　从理法到法理

　　法治要转向精细化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国人在公共场所行为失当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很多现象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涉及到法律问题，因此一直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缺乏公德、缺乏公德意识。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们缺的不是道德，而是规则本身，我们的规则还不够精细，执行规则的方法也不够精细，因此无法构建一个良好的公共秩序。

　　以高铁扒门为例，这起事件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法律关系非常清楚，根源是铁路部门在查验车票、安排上车等环节缺乏系统性，问题的产生，源于执法过程中存在粗放执法的现象。

　　首先，铁路警察是否属于法律所规定的有执法权的人员。如果铁路警察具有执法权，面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行为，应当大胆执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利益和正常的铁路运输秩序不受损害。反过来，如果铁路系统配备的“治安员”或者“保安员”不具有行政执法权，那么，一旦遇到类似这样的纠纷，他们只能采取柔性处理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执法程序存在问题而被消费者起诉。现在铁路部门普遍配备治安人员，目的是为了维护铁路的治安秩序，而各国交通运输企业在处理类似纠纷的时候，往往在第一时间通知警察，由警察携带武器执法，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

　　其次，安徽合肥铁路警方以《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的规定对消费者作出行政处罚，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法律规定，但是仔细分析，此次案件消费者行为显然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还有一定的距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不能扩大解释。在这起案件中，消费者行为的确有不当之处，但是实际上是执法不严问题。如果能够快速处理，消费者行为不可能达到非法拦截列车的程度。安徽合肥铁路警方事后作出的处理决定，可能是充分考虑到社会舆论的因素，也可能是考虑到当事人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依照《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处理这一问题，不仅充分反映出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方面的软弱无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执法的弹性，使得人们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人们很难保证今后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

　　在此基础上分析高铁扒门事件，就会发现这不是公德缺乏造成的问题，而是规则不够精细、执行规则的方式不够精细导致的。规则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规则，一种是规则引导下的标准。如果规则足够精细，从检票口到车站的距离有精密的数据，检票的人自然知道该不该放行。如果检票口的人一视同仁，全都放行或者全都不放，也不会出现这起事件。同样的，如果车门口的执法者能够严格执法，果断处理，也不会造成列车延误的后果。

　　法治建设的精细化，就是要求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拥有执法权，在执法过程中当机立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法律的威严，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不会遭到严重破坏。当法律规范能够唤起每个人同样观念的时候，中国法治建设才算真正进入精细化轨道。

　　●主持人说

　　大家都等你一个

　　高铁扒门，自然是不当的行为，这毫无疑问，违法者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同时，在法律之外，也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些站在车上高喊“怎能让大家都等你一个”的人们，那些在网络上肆意宣泄情绪的人，真的那么理直气壮吗？

　　这是值得担忧的，情绪的宣泄很容易，但过度放任甚至放大的情绪，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怎能让大家等你一个”，看起来似乎有理，但事实上并不总是合适，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叫做“多数人暴力”。假如这是一辆救援的车呢？到了约定的时间，大家都上车了，只有一个人没上，等，大家都死，不等，一个人死，怎么选？那时候，车上的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让那个人去死吗？

　　或许两者并不能类比，也并非认为高铁扒门者的处罚不当。只是想说明，有时候，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规则是用来保护人的，但也要警惕，别被情绪所左右，把规则变成为多数人挥向少数人的武器。

　　本版主持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