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
到2020年中国会形成六亿人口的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目前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拉动作用已经接近70%，未来十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强。传统消费包括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等已经出现温和的下滑趋势，但是文化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等新消费风生水起。不要指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超过10%，这是难以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要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消费的变化。新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同时也引领资金投向重要领域。未来，如何通过新的投资增量调整结构、满足消费需求，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这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刘元春：
除了供给侧改革发力，在需求侧也仍有潜力可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改善居民收入占比，让百姓钱袋更鼓。目前，我国劳动者薪酬占GDP的比重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稍低。在企业利润再分配中，要减少企业留利，增加劳动者所得。二是加强居民制度保障，让百姓花钱无忧。我国储蓄率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2007年曾高达51%，2017年仍然有44%，是美国的二到三倍。我国家庭预防性储蓄太高，百姓总想着养老、教育、医疗，不敢消费，政府要构建民生安全网，增加保障性公共服务。三是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降低家庭房产支出。我们要提供多途径的居住供给，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刘纪鹏：
65万亿元居民储蓄，13亿人民平均每人5万元。高储蓄结构中蕴含着不合理因素，从效率上看这是笼中之虎，国家面临的信用风险很大；从公平上看，这是绊脚石。化解当前的金融矛盾，一是靠发展直接融资，二是靠发展消费经济。就发展消费经济而言，要从需求侧来创新驱动、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质量、调整供给，从重速度到重质量，从重投资到重消费，从重生产到重服务，从重数量投入到科技创新。同时，要放开监管，大力发展消费金融。
陈彦斌：
居民消费是由需求与供给两端共同决定的，如果供给端难以提供居民所需的产品与服务，那么即使居民存在扩张消费的欲望，也难以实现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这恰恰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想解决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不应求的现状，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减少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管制，让民间资本更顺利地进入市场并享受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政府需要切实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能，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监管“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石建勋：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是供给相对不足和供给结构性失衡。这就要求，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提供更多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单位GDP的能耗降低，污染减少，环境质量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提高；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更加均衡、更加协调的发展，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和城乡的发展差距不断减少或消除。
莫开伟：
从货币政策力度上看，利率小幅上行释放出货币政策传导信号，有利于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一方面，可以让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向略微偏紧转变，更加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需要。我国近期经济增长表现较好，就业情况好于去年，CPI虽在2%左右徘徊，但全年PPI涨幅在5%左右，很可能传导给CPI，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显然，进一步引导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去杠杆，以及防止银行资金过度套利，需保持相对较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可暂缓使用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工具，减少对我国经济的震荡效应。
陈清：
当前，我国已成为金融大国，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互联网金融创新迭出，有力支持了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金融部门内部融资规模占全社会信用总量的份额过大，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一方面是由于分业监管导致监管标准不统一，一些融资交易没有受到有效监管，过度膨胀；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绕开管制从事“金融创新”活动。解决这些问题，应以统筹协调为核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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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