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是把“双刃剑”

　　江德斌：

　　城市竞争步入新阶段。此前各地多次上演的“抢人大战”，主要针对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退，外来务工人员总量不再高速增长，传统产业结构急需转型升级，新经济、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呈现出强大的增长势头，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随之提高，高学历、高收入、高技术等将成为主流趋势。如今二线城市开启“抢人大战”，就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聚焦于大学毕业生群体，这标志着城市步入高维竞争，从拼产业、拼招商、拼优惠政策跨入拼人才的阶段。目前二线城市纷纷制定发展规划，大都以金融业、科技产业、信息技术、游戏娱乐业等为主,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高。

　　吕本富：

　　武汉、成都等城市的人才新政，反映出这些地方近年来创新创业的活跃和经济的活力。今年以来，人才资源成为很多城市争夺的核心焦点。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时代，“人之贵”现象愈发凸显，从“争项目”到“争人才”是一种必然。这些城市前几年的创新创业做得都不错，创新创业企业现在进入爆发阶段，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这些企业的资本和土地问题不需要地方政府操心，有风投，占地面积也不大，但是没有人就没法发展了。大学生的素质、冲劲，更能适应现在的经济环境。

　　孙不熟：

　　近两年来，国家给很多内陆省会城市大开政策之门，包括国家新区、自贸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中心城市等政策蛋糕，内陆省会城市已经获得与东部沿海城市等同的待遇。当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经济的新常态，而创新型产业对地理位置的依赖没有传统产业那么大，只要基础设施高度均衡化，一国之内的创新企业与人才的流动范围会越来越大，而不会像一些传统产业那样只能聚集在沿海地区，这就是广大省会城市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陆铭：

　　二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是一把“双刃剑”。优惠政策有利于人才向二线城市集中，发挥人才的集聚效应。但与此同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对毕业生落户门槛收紧的情况下，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看上去好像二线城市多了一个吸引人才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根据我多年研究，对于发挥人才集聚的效应，中国的一线城市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人才在二线城市之间展开竞争，有可能会倒逼一线城市重视人才吸引政策，保持竞争活力。

　　韩会师：

　　人民币的具体点位其实不是很重要，也不是监管当局的关注重点。从宏观经济风险防控的角度出发，避免单边贬值预期长期持续，确保国际收支安全，避免外汇储备过快萎缩等才是重点目标，而对汇率点位的调控只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由于市场羊群效应显著，扭转单边预期最简便的办法，就是通过引导市场双向波动令单边投机者亏损，不仅仅是令单边看跌者亏损，也要令单边看涨者亏损，当市场普遍相信人民币将进入难以预测波动轨迹的双边宽幅震荡时，持汇待售的企业和个人才会在人民币较高的利率吸引下逐渐增强结汇意愿，人民币的单边压力自然会趋于消失。

　　巴曙松：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的支持，人民币很难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地位主要不是以股票市场支撑的，而是主要依托债券市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支付、贸易计价结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币在跨境贸易里面的占比明显上升，下一阶段的重点将是以成熟完善的境内和离岸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来推动。

　　鲁政委：

　　减轻市场对较长期限流动性预期的不确定，有赖于央行增加较长期限资金的投放。考虑到PSL主要面向政策性银行，因而央行未来在MLF与逆回购两种投放方式之间的选择，是左右期限利差的关键。其中，MLF的期限长于逆回购，可以起到稳定较长期限流动性预期的作用。数据显示，当央行更多地通过MLF投放资金时，期限利差可能出现收窄。

　　邵宇：

　　未来的增长动力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服务业发展；第二是要素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第三是深度城市化。区域的周期性力量正在崛起，在国内现有的政策空间及禀赋前提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增长再推到10%的历史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从需求端来源于投资、消费与出口这三个方面，关键在于投资，投资方面只能依靠重点的区域里所形成新的投资增长，这个投资增长对我们维持6%左右的增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投资有更多的含义，不光是基础设施这种高强度的投入，还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刘煜辉：

　　金融杠杆太高，市场非常拥挤。技术上讲，金融必须要降低杠杆，路况才能通畅些。通过金融监管的加强升级把一些金融监管盲点和空白全面地覆盖，把这些隐患统统除掉。银行系统的同业、理财两个领域的治理整顿已经逐步升级，某种程度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是一个金融重新回归到简单、朴素，甚至向原始回归的过程。

　　钟伟：

　　中国家庭部门的税负实际上是很轻微的。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驱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等等，聚焦于家庭税负的各种改革，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居民储蓄率的下行在所难免。

　　宋清辉：

　　从国际角度上看，作为绿色金融的发源地之一，德国绿色金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熟，金融产品种类繁多，已经成为德国调节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我国需要积极了解绿色金融发展的国际惯例和经验，增强绿色金融体系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国际竞争力。绿色金融项目普遍存在前期投入大、收益期长且收益不确定、风险又高的特点。下一步，亟须推进和建设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协调机制以及配套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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