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对日本国政具有重要影响的东京都议会选举结果揭晓。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地区政党“都民第一会”获55个议席，加上因自民党的友军公明党“投诚”而获得的议席，“小池阵营”共获都议会127席中的79个席。自民党议席数从57席锐减至23席，低于历史最低纪录38席。“惨败”，成为日本主流媒体报道此次选举结果的关键词，惨败，令自民党东京都支部联合会会长下村博文对媒体表示，他将为此但责，辞去自民党东京都支部联合会会长一职。
其实，下村博文提出“辞职”，与其说他有“敢于担责”的勇气，毋宁说他不得不为同僚“背锅”。
日本媒体分析，首相安倍晋三被指为40年好友、加计学园理事长家计孝太郎新设兽医学系“开绿灯”，对选举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事发后，日本共同社6月17日、18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较5月调查时大跌10.5个百分点，降至44.9%，不支持率达到43.1%。另外，安倍内阁防卫相稻田朋美借自卫队名义为选举拉票，也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并因此撰写此文进行分析。
东京都议会选举，被称为“日本政治风向标”，很大程度上显示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态度。2013年底，日本建立了以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相为成员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负责掌控外交、防务、情报、反恐。这个“四相会议”实际上是以安倍为核心的权力中枢，具有明显的集权化倾向。2014年底，安倍无视民众反对，强行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强化了内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事项的管理，加大了对公务员泄密的惩罚力度。民众对这些做法非常反感，认为是对民主的破坏，并力图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状况。日本共产党所以能在最近几年议席数逐渐增加，甚至打出“自共对决”的旗帜，主要就得益于民众的这种“制衡”心理。但是，由于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在议会众参两院均议席超过2/3，各在野党,势单力薄，无法对自民党构成真正制衡，在国家层面权力结构呈“板结化”状况，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的强势，难以撼动。因此，强化地方势力，成为凝聚“反自民党”群体的共同选择。这是“小池阵营”能够大获全胜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追溯历史，上世纪60、7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问题愈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状况恶化、环境污染严重、住宅拥挤不堪，使国民对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自民党产生了不满情绪。于是，特别在一些大城市，许多选民将选票投向了当时被称为“革新政党”的社会党或共产党，使较多的地方自治体为社会党或共产党所掌握。这些由社会党或共产党掌权的地方自治体也被称为革新自治体，且一度呈燎原之势。
在1971年的地方统一选举中，主要由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革新统一阵线” 推荐的候选人，在5个都道府县、34个城市、17个町村取得了胜利。特别在东京、大阪、京都等特大或重要城市中当选，对保守政权构成了巨大冲击。在1975年的地方统一选举中，革新阵营有37位候选人当选为地方自治体长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共产党掌权的地方自治政府达到了105个，这些地方自治体所属人口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高达42.7%，比前一次统一地方选举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
对自民党“一党独大”不满的政治势力能够在地方上扩张，与日本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社会结构有关。
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指出，如果要了解今天的日本，只需要了解1467年以“应仁之乱”爆发为起点的战国时代以后的历史就可以了。因为，战国时代使日本社会各方面发生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深刻变化。今天日本的地方自治体市、町、村等，就是在战国时代开始形成，并在明治时代定型的。
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92条明文规定，“地方政府的组织、运营等事项，以‘地方自治’为根本原则”。根据宪法精神，当年日本颁布了《地方自治法》。日本各级地方行政区域都是自治体，彼此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对等，不受中央政府指挥操控。地方议会和地方首长由当地住民直接选举产生。
联想到围绕驻冲绳美军基地搬迁地方政府的“抗命”，当不难理解地方选举的胜负对安倍政权的影响。因此，对安倍政权而言，东京都议会选举不仅是民众对自民党一党独大表示不满和担忧的“风向标”，而且这种态势如果蔓延，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剧或将重演，中央行政将受掣肘。这对于着力强化集权的安倍，当然是噩梦。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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