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
土地流转、农民工离乡务工和农地非农用是三农问题的新焦点，其中土地流转位列第一。某种程度上，土地流转实际上是撬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杠杆。只有使土地经营权可以交换、交易，才真正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才能使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脱身出来，才能够使农民有资金从事其他方面的事情，才能够使那些生产大户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来聚集生产要素的资源。
潘亮：
既然土地流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农业用地最终要流转到农业用途上，所以农用土地流转价格，应当以在土地上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出收益作为价值基础。虽然有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但考虑到农业生产周期长和丰歉年循环的特点，同样的土地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其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出收益不太可能大幅增长，因此土地流转价格也不应出现大幅上涨。
李昌平：
当下，由于农村人少地多，地价相对较低，农民谈判能力相对弱，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确立，农村土地成为资本下乡热炒的对象。我国可以将分散的、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为有组织的、现代的农业经济，通过合作社等农民自己的组织进行规模经营，主导农村发展。这样一来，农民能通过合作社增强与开发商的谈判能力。而且进城农民即使返乡也有机会再取得土地，保有退路。应该鼓励资本下乡去做农业高科技产业，警惕并遏制其圈地行为。
李国祥：
要想土地流转顺利进行，必须解决农民脱离土地的后顾之忧。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力度，让他们在城镇稳定就业、稳定居住。只有让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信息、文化等先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向农村，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提高土地流转收益，增强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高强：
土地流转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达到适度规模经营。要借鉴“共享经济”的理念，通过共享经营权探索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工代种这些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和再流转市场的建设，完善土地流转的服务体系，加大对工商资本租地的监管机制，妥善地化解土地流转中的纠纷，引导土地规范有序地流转。
巴曙松：
2017年，在房地产政策收紧的情况下，信贷将投向“基建+新兴产业”。预测2017年的中国经济短周期复苏将在一二季度之间见顶回落。基建投资全年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制造业投资企稳，但内生动能存在行业分化。受全球经济走势影响，出口正走出低谷。一线城市消费降级，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消费增速稳中放缓。产能过剩行业则将从去产量到去产能。
姜超：
短期来看，应该继续限制投机购房，包括限购限贷等政策，以继续巩固前期调控成果，继续挤泡沫。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管理，积极灵活地调控土地供应规模，去除无效供给和低效供给，合理规划用地，增加有效供给，从供给侧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形成。
杨国英：
总体上讲，除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求，银行在房贷业务上的积极性，是由资金成本决定的，而银行资金成本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就货币政策而言，在去杠杆的整体诉求下，以及受制于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外部环境，未来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适度趋紧的形势仍会延续。但也应看到，流动性趋紧是有限度的，目前货币政策更多地是在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和去杠杆需求之间寻求折中，总体上是央行相机行事，维持“紧中有松、松中有紧”的基调，货币政策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程实：
展望下半年，再通胀已经终结，全球经济转折正在发生，新均衡的坐标有赖于决策者的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性。受金融条件边际收紧的影响，资本市场面临一定压力，稀缺的确定性仍将是长期比较优势的来源。
中国经济将迎来周期的异动，呈现“短周期回落+长周期企稳+超长周期崛起”的新状态，中国长期崛起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地是兑现优势的关键。
宋清辉：
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扩大了企业增长空间，优化了营商环境。我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减税作为刺激经济向好的润滑剂，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并保持人民币的稳定性。眼前要加强监管，加大对乱收费等乱象的惩罚力度，必要时纳入刑事处罚。但这种做法可能治标不治本。从长远发展来看，制度创新是做好收费规范的要点，要围绕改革红利，强制性实施简政放权并强制性从上到下落实，否则收效将大打折扣。
魏革军：
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技术创新，不仅带来生产力的深刻变革，缔造了全新的产业，而且还形成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金融科技应该在遵从金融业务本质的前提下，引入快速发展的科技手段，帮助金融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变金融的触达方式和产品逻辑，推动现有金融服务的高效化和便利化，助力金融行业的发展。科技为传统金融带来的赋能，并非仅限于流量和渠道的拓展，更是对行业内核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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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