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若：
此轮自贸区扩围最大的特点是差异化。从金融排头兵到东部沿海城市，再到传统工业城市、内陆地区、交通枢纽地区，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和亮点，也都有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
这种差异化发展的背后反映出三个特点。一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二是各自贸区可实现优势互补，协同作战；三是以点带面，形成带动效应。
石良平：
未来中国自贸区版图将形成“1+3+N”的模式。“1”即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应各领域、全方位改革试验；“3”即天津、广东、福建三大自贸区，分别根据东北亚和香港、台湾进行针对性试验；“N”即目前新增的7个自贸试验区和未来可能继续加入中国自贸区大家庭的成员。
白明：
应加强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的交流互动和统筹发展。自贸试验区不是挂牌了之。政府部门的运行方式也要自动进入“自贸试验区时间”，要向着更高水平的事中事后监管迈进，跟上自贸试验区的节奏和步伐。
刘元春：
相比前两批自贸试验区，第三批自贸区既有传承又有突破，要推动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掀起新的开放高潮，还要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对接，与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进行有益的探索。
相对于以往，新一批自贸区更注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内陆开放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而自贸区向中西部扩围，有利于这些地方更有针对性地探索符合其实际的经验。
李迅雷：
对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必须阻止地产商、炒房客进入，防止新区建设的房地产化。唯有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区方能建设成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和对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产业项目和各类人才流入。从2016年中国人才的流动特征看，北京、上海和深圳已不再是人才流向的第一目标，因为房价高企、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要建造雄安新区，就应该植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理念。
李稻葵：
民间投资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太理想，阶段性企稳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我们认为2017年要想方设法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尤其是要帮助实体经济恢复他们投资的热情。去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投资不到4%的增长速度，低于去年整体固定资产投资8.1%的增长速度，所以2017年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想方设法帮助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民营经济，恢复投资增长的增速。
巴曙松：
小微金融作为2008年之后兴起的新模式，尚未接受完整的经济周期考验，特别是没有经历过信贷风险释放周期的压力与挑战，各种小微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有待检验。
在城商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模式下，由于区域集中度或行业集中度高，在经济下行周期受到的冲击较为明显。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圈链模式”为例，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对圈链中的中小企业采取批量行销、集群授信的模式，借助联保联贷等方式弱化个体的信用风险，实现信贷业务的工厂化和低成本运作。这种模式在前一阶段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在经济调整周期却催生了许多的不良，在江浙、山西等地联保联贷现象尤为严重，小微金融业务也受到冲击。
谭浩俊：
如果传统金融企业不对经营思路做出改变，不把为中小微企业和居民服务放到重要位置，不把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放在银行转型的突出位置，而是继续目前的“任大唯亲”、“任房唯亲”，死守传统、死守垄断，把资金大量投给大企业、大项目、开发企业，包括行业风险很大的企业和项目，不愿做出改变，不愿用开放思维迎接科技金融、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员工能够早点转变观念、转换思维，那么，总有一天，科技金融将对传统金融发起强烈攻势。
郭田勇：
小微企业由于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弱，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目前中国经济整体趋于平稳，但小微企业要想全面企稳，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牢牢抓住机会，结合运用自身优势，发现新动能，积极主动地实现企业转型，稳步实现健康发展。除此之外，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改善，仍需依靠政府以及各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鲁政委：
今年前两个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累计同比增长4%，进口累计同比增长26.4%。与此同时，东亚主要外向型经济体的外贸数据均迎“开门红”。考虑到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仍然强劲，外界预期，今年中国经济最为看好的就是外需，而强劲的外需反过来使得中国宏观政策逐步放松。
张明：
2010年至今，中国影子银行快速扩张的原因，在于满足了三个主体的需求。对作为最终融资方的企业而言，影子银行保证了他们能够获得持续的信贷；对作为最终投资者的中国家庭而言，他们找到了基准存款利率高得多的金融产品；对作为资金媒介方的商业银行而言，他们克服了金融监管对资产负债表的不利冲击，并相应增加了非息收入的比重。
李宁：
一些法人企业开拓网络销售，既是国家推动实体经济与网络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企业创新经营模式的具体体现。但是，如果企业法人以自然人身份在网上销售服务平台开店，且经营收入不计入企业财务账簿，那么就存在逃避税款的嫌疑，相关职能部门就需特别监管，防止因偷逃税行为加剧实体店和电商之间的税负不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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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