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降成本关乎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兴衰和未来，其关键是尽快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诸多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方面，继续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在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等行业和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另一方面，敢于啃硬骨头，继续简政放权，以改革和法治的方式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何刚：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关键是给实体经济降低成本，金融、工业等有关部门应多方发力，扶持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衡量指标就是降低融资成本，而且要稳定持续地降低，这样才能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下一步，希望去产能政策扩展到其他行业并对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理等方面细化配套政策，在减税降费上继续加大力度，减轻企业负担。
白重恩：
国务院决定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这是很有必要的，对于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应该考虑加强这项措施的力度。除了需要对社保进行改革，改善人们参与、缴费以及延长劳动和缴费年限的激励，还可以考虑适度调整政府财力的使用方向，适度减少用于刺激性投资的财力，加大政府财力支持社保的力度，特别是考虑更多地使用国有资产划拨和国有企业分红来支持社保，为更大幅度和更加持久地降低社保缴费率提供条件。
杨元庆：
从实体经济自身发展角度看，既有产能过剩、融资难、融资贵、成本负担过重等方面的影响，也与中国制造业处于结构转换阵痛期、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密切相关。要解决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既要降成本，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也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增强实体经济的竞争力，逐步改变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投资回报率差距。
郑之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无论是补齐短板的“加法”、降本增效的“减法”、改革创新的“乘法”、淘汰过剩产能的“除法”，都是旨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从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
冯俏彬:
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的中期，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担负着城镇化建设的重任。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的大量资本性投入，其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到严格规制的地方债，无论是在发债金额、使用方向、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要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同时也要逐步将地方政府塑造为债务市场主体之一，在严格的行政规制之外更多地加入市场约束的成分；二是PPP，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积极引入民间资本进入。
杨伟民: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深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范围和任务的拓展。从去年“三去一降一补”扩展到今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四个方面，去产能的行业也有所拓展；二是手段要深化。要更多地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用改革的办法。就去产能而言，不仅要盯着去产能进行目标管理，更要研究采取什么样的市场化手段去实现。不能只记住目标，而忘记了改革。
王广宇：
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大张旗鼓、全力以赴地去发展新实体经济。所谓新实体经济，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实体经济不仅包括传统制造业，也涵盖了传统一二三产业，特别是新生产型服务业。二是新实体经济可以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容纳足够的就业；三是新实体经济是面向未来，与先进技术结合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新实体经济一定要与新技术和新科技结合。
钱军：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调控过热的楼市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无非就是控制杠杆，对于增加投资杠杆的融资渠道比如“首付贷”要控制。而如果要在中长期稳定房地产市场，且保证地方政府有稳定的融资渠道，综合海外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有针对性地征收房产税应该是最好的选择。通过房产税，可以有效提高炒房者的成本，以减少囤积房产或炒作房价的行为。
杨瑞龙：
去产能的核心是要消灭僵尸企业，消灭僵尸企业就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要明确国企的定位，厘清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率的边界；二是要优化国企考核机制，全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的含义。
孙百灵：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结构调整，部分资金“脱实向虚”现象突出，金融领域出现资金空转、“以钱炒钱”等苗头。一方面，部分企业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炒股票，或流向房地产、大宗商品期货以及资本运作等金融活动，产生了资产泡沫；另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热衷当通道、做过桥、加链条、放杠杆，推高了资金成本，加大了资金风险。这短期会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滋生金融风险，长期则会动摇实体经济根基，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宏皓:
目前，我国传统企业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部分企业还出现生产经营困难，这些都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抢抓机遇，充分利用宏观政策、微观发展形成的“倒逼”机制，在调整中提升，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