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立：中国话语与中国实践

　　（《求是》杂志社，北京100727）

　　［摘 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内在联系及现实意义，体现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十三亿中国人民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建设中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理应自觉把握“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核，秉持中国立场，确立世界眼光，坚持实践标准，推进综合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国实践；时代背景；文化自信；价值内核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7）01-0034-03

　　［收稿日期］2017-01-10

　　［作者简介］张西立，《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说明，抓好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话语体系建设以及切实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必须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对于广大理论工作者以及实际工作者来说，准确理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内涵，有效推动各项具体工作，必须自觉立足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

　　一、“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

　　话语及话语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体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本质上看，它既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更直接地受到社会交往形式（经济基础）的制约，体现和表达的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及其核心价值。理论上讲，每一个不同国情的国家均应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及话语系统，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长期以来由于国际社会中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强权即公理”）的客观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尽管早就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但并没有赢得自身应有的话语权地位，实际上处于“失语”甚至“挨骂”的被动境地。这其实就是当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清醒面对所谓“西强我弱”的国际环境。这主要表现为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等优势，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价值观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霸权”行径，妄图“和平演变”和“不战而胜”，给奉行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在包括话语体系在内的意识形态建设上构成极大威胁和挑战。这就决定了当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是严峻性。可以说从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新生儿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始终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势力的围堵和打压，从乔治·凯南的“超越遏制”到尼克松的“不战而胜”，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近年来不绝于耳的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例外论”、“专制国家论”、“中国责任论”、“人民币汇率操控论”、“搭便车论”等等，均可谓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势力针对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舆论战伎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国内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内外民众文化素养尤其是政治鉴别力的相对低下等因素制约，上述论调客观上给我国和平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宏观舆论场，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行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继而带领亿万人民实现既定奋斗目标等构成了直接而广泛的冲击和威胁，我们必须时刻高度警惕和有效应对。

　　二是复杂性。这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我国的开放首先是向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即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的东西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如此一来，一方面由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我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新变化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客观上不存在等你认识清楚了再来实施的问题，在实际游泳中提高游泳水平才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根本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打击和政治围堵等手段相继失败后，转而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方式在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妄图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变革引发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改旗易帜，即实施所谓“和平演变”的图谋。这就是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中存在一个既要主动、充分地学习借鉴西方的一切有益于我的文明成果，又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做好与西方强权势力针对我国的渗透、解构和颠覆行径的各种斗争。这一点体现在坚持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上，就是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对于来自国内外一切质疑、背离、否定和攻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敢于亮剑。

　　三是艰巨性。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理论或学术问题，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都应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最鲜明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历史接力，需要时时面对可能预料以及难以预料的前进中的诸多困难（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艰巨性、长期性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蹴而就或悲观失望的看法都是有害的、错误的。因此，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致广大而尽精微”，既要抓住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精神，打好反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久久为功，又要坚定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社会主义中国必胜的信念，确立持久战思想，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防御为战略反攻，最终赢得国际话语权斗争的胜利。

　　二、“中国实践”的根本动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以及国际话语权问题，之所以在今天被提升到如此历史高度，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推动和呼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帆起航，随之而来的就是为海内外热议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故事”等，但对于如何解读和阐发这其中蕴含的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为西方话语范式所羁绊的众多海内外学者难以探其究竟，与此同时，包藏祸心的西方强权势力却借机大做文章，通过丑化、妖魔化等手法，极尽歪曲、打压之能事，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而又十分紧迫的课题，即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让海内外人士对担负13亿人口的生存发展责任乃至关乎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当代中国获得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认知，已经成为走出当下诸多困境、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亟待破解。在这方面，应注意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实践第一。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波澜壮阔，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一系列根本不同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崭新文化和文明系统。打造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也好，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好，争夺国际话语权也好，必须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而生动的实践经验，确立解放思想、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进一步把握规律、提升认识、凝聚共识，合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

　　二是问题导向。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它是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当然与西方资本主义更是存在根本区别，如此，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就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以现代化建设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围绕深入解答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华民族为什么能”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逐步建构一整套具有浓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度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

　　三、“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核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内在联系及现实意义，体现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建设中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理应自觉把握“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核，秉持中国立场，确立世界眼光，坚持实践标准，推进综合创新。

　　一是体现主体性。谈论话语和话语体系，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主体。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主体当然是“中国”，但不是抽象的“中国”，而是有着诸多具体规定性的“中国”。如何认识和表达这个具有丰富而鲜活规定性的“中国”，本身就构成为当前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项根本内容。所谓“文化自觉”，其实质在于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持续追问。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认清当下的“中国”的历史方位，必须保持一份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和自觉；当下的“中国”又是世界中的“中国”，找准“中国”的时代坐标，必须放眼世界，从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比较和互动中时时予以反思；现在的“中国”还是指向未来的“中国”，做好现在的“我”，必须抬头看路，从奔腾不息的时代大潮中明确当前使命。近代以来，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威压下，尽管我们目前仍然处于弱势，但经过百余年来历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奋斗，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并且带给世界以深刻改变，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理应在核心价值、文化形态、话语体系、平台建设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来个根本提升。这是我们进一步前行所必需的“身份认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为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客观要求。

　　二是体现开放性。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一路走来，九曲百转，薪火相传，一以贯之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气度。从两汉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面对外部世界与异质文明，兼容并包、自信从容往往与昌明盛世相伴生，闭关锁国、唯我独尊必然导致国势衰微。如今，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中华文化必将以其深厚的底蕴，吸纳兼容，再度凤凰涅槃。体现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就是要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给予辨析，对于散布“西方中心主义”、推行文化霸权、宣扬“普世价值”、兜售“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及学说要给予深入揭露和回击，而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在思想文化方面为全人类所共同创造和享有的有益成分应给予正视，并结合中国实践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加以汲取，只有这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才能确保自身永立时代潮头，引领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是体现创新性。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实践必将创造伟大的理念。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必然面临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不同价值观念氤氲共生的客观现实，如何冷静看待不同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的多元共存，以及如何做到既面向未来又不忘本来，既博采众家之长又能够自成一体，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其内容建设本身。在“古”“今”“中”“西”或曰“中”“西”“马”的问题上，中华文化发生发展史深刻表明，“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往往是传承与创新的必由之路。当然，对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而言，“佛老”与“儒学”的矛盾关系已经转化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所在，因此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将不断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什么道路，除了失败，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从一些党员干部到大学讲坛，从极少数主流阵地到网络新型媒体平台，“马克思主义”存在边缘化的危险。令世人瞩目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旗帜，勇于担当，身体力行，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打造对外传播体系、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这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生动实践，同时也以鲜活的内容丰富、拓展、深化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当前，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尤其是注重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同志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以及关于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切实把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干事创业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出来，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充分体现出来。